上海开埠后，城市流动人口增多，外商投资兴建的新式旅馆从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建筑风格、建造技术、室内陈设等带给国人极大的启发，带动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旅馆业的热潮。而这种从传统客栈向新式旅馆转变的潮流，进一步带动了上海近代旅馆业的发展。
1930年民族资产阶级徐惠霖在贵州路160号创办 “中国饭店”，由哈沙德洋行设计，杨瑞记营造厂承建。中国饭店毗邻南京路与外滩，可以充分得窥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繁荣样貌。整栋建筑采用折衷主义风格，外观匀称唯美。外立面以深棕色菱形拼花面砖与西班牙螺旋柱为标志性元素，底层是半圆落地窗，二至四层是白色双联窗，三层设有阳台，四层顶板出檐深远，檐下装饰精细。
贵州路160号中国饭店这栋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是上海近代历史变迁的见证人。贵州路，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起九江路，北至厦门路，全长612米，清同治五年(1866年)筑，以贵州省名命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短短的贵州路上，响起中国革命的红色之声，唱出中华民族的斗志，传递全民族抗战的决心。1937年7月，周恩来在贵州路160号中国饭店会见潘汉年、刘晓等同志，作了关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等重要指示，即“七月指示”，在这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国共联合抗日，派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江西庐山与国民党谈判。途经上海时，周恩来在中国饭店会见了潘汉年、刘晓等同志，对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的恢复和重建作了重要指示。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作。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晓、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全面负责上海地下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
周恩来向潘汉年、刘晓等同志强调：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依靠群众力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把抗战变为真正的抗战；抓住全民族抗战的时机，以文化界为基础做好统战工作，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同时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对于党组织的发展不能操之过急，对负责干部要注意隐蔽条件。周恩来的“七月指示”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指明了方向，对重新规整党组织队伍，开展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13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一书中，将周恩来的“七月指示”概括归纳为一句话：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上海，是上世纪30年代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是世界瞩目之地。周恩来选择在上海发布“七月指示”，是在向上海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
在周恩来“七月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具有合法地位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公演，演出气势磅礴、激荡人心，震撼上海滩。此后，抗日救亡的声音不断在上海响起，而放眼全国，抗日救亡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上海成立，负责人是李克农、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公开活动机构，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新建立，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以上海为重点，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地党的工作，开展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
贵州路160号中国饭店，在1949年后划归铁道部作招待所，1981年改为上海铁道宾馆，2025年由苏州书香酒店集团和万豪集团联手打造为上海书香心泊酒店(外滩南京路步行街店)，是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黄浦区不可移动文物、黄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入选《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