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但我个人认为结构性的因素比周期性的因素来得更加重要。”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他的理由很直接：如果只是周期性波动，宏观政策发力就够了。但事实上，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段时间以来都比较宽松，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说明问题不只在总量，更在结构。”
陆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是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制造业‘通缩’与服务业‘通胀’并存”。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理解服务业——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恰是解开当前结构性矛盾的突破口。
能够制造的产品多了，能够服务的产品还太少
“传统上靠扩张产能、压低价格来实现增长的路，走到头了。”陆铭开门见山。
制造业在国内面临需求饱和的困境，在国际上又因贸易顺差承受经贸平衡的压力。“内卷式”竞争导致不断压价，价格下跌的螺旋难以打破。“这条道路在国内碰到了制造业需求趋于饱和、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国际上，因为出口非常强劲，对别的国家来讲就是持续的贸易逆差，国际经贸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反观服务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服务的需求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但供给在数量、质量、多样性、空间布局上，跟需求不匹配。养老、教育、医疗、幼托、文化娱乐、体育等方面，还出现很多需求满足不了的问题。”
为什么服务业总是“缺”？陆铭从五个层面拆解了深层原因。在税收上，制造业增值税税率13%，服务业只有8%，天然让地方政府更偏好制造业大项目；在金融上，以抵押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对轻资产的服务业“天生不友好”；在观念上，整个社会对生活服务业“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在城市建设上，“低密度、宽马路”的模式，也不利于需要人气和密度的服务业发展；在政策举措上，不少服务业对民营经济进入和场景向消费者开放还存在管制。
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服务业的隐形天花板。而这块天花板，恰恰是制约消费、拖累增长、加剧“温差”的关键所在。
“温差”背后：资本密集型增长与消费空间受限
宏观数据稳健，微观体感偏冷——这种“温差”是今年经济最受关注的现象。“经济增长没有特别好地反映在居民的体感上，原因跟我前面讲的结构有关。”陆铭解释说，当前经济增长的亮点集中在人工智能、新能源车、锂电池等新兴领域。而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资本密集型。“它们的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来说比较不足。而经济增长对收入的拉动作用不够，又进一步制约了消费的增长。”
结构调整是一把双刃剑。从长期看，它有利于更高质量的发展；但从短期看，却可能对局部产业造成冲击。房地产行业的收缩至今仍在挤压相关从业人员；AI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在替代编程、统计、会计、文本撰写等传统岗位。“这正是增长数据和居民体感分化的根源。”陆铭说。
“消费增长乏力，既有缺钱的问题，也有缺时间的问题。”陆铭还表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6小时，高于大多数国家。“即便有收入，也没时间去消费。大量的服务消费是需要花时间的，加班严重挤压了消费空间。”
去年浙江和四川试点秋假，陆铭团队研究发现：秋假期间，同城消费增长约9%，外出旅游消费增长约92%。“在服务领域，中国不是没有消费意愿，是没有消费时间。”
从“机能”到“人能”：投资于人需要一场观念革命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被并列提出，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回报特征。“投资于物的边际报酬在递减，而投资于人的报酬是可以递增的。”
在AI时代，“投资于人”的内涵被重新定义。陆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区分——“机能”与“人能”。
“我们的教育里大量形成的技能，其实都是‘机能’——记忆、背诵、演算、编程。这些正在被AI大量取代。”但另一种能力——“审美、价值判断、共情力、表达力、组织能力”——这些机器替代不了的能力，我们的投资严重不足。
他直言，如果教育体系不改变，今天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技能很快就会被AI替代，未来就会转化为失业或收入差距。“加强‘人能’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在未来形成人机协作的生产方式，让更多社会公众享受到人工智能的红利。”
“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不是简单地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陆铭说，“而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规划、财税体制等背景下，把成功经验总结出来，把需要改革的地方讲清楚。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本身就是为全人类贡献智慧。”
“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有些经验可以借鉴，有些踩过的坑也可以回避。这才是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价值所在。”陆铭相信，“当中国经济的研究真正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就能为世界提供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