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在中山公园拍摄纪念像。右一吴晟，右二杜任之，右五刘厚同；左一刘西舟，左三冯灰宸。

 

1948年12月聂荣臻前往北平通县宋庄孟家楼平津前线指挥部途中，在卢沟桥留影。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苏静（左二）与傅作义方代表崔载之（左一）、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左三）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共历时64天。此役中的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以及北平解放后通过傅作义等一系列工作，和平改编了绥远国民党驻军，为人民解放军此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提供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北平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以实力为后盾，边谈边打，以打促谈，最终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在“北平方式”中，本文从几处史实细节中探寻了70多年前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往事。
谁第一个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
在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入关电文中，第一条有这样一段文字：
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在中央军委的电文中，明确告知了傅作义已有即将起义的讯息。
11月19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聂荣臻：符定一老先生带来了傅作义想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信息。既然有此想法，应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作第一步接洽。中央军委的这封电报，即是让聂荣臻找合适的人，将中央军委的意见转告给傅作义。
26日，中央军委再电示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假如傅作义真愿意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
为了能够进行和谈，并尽快促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这个部署不仅抑留了华北敌人的南逃，还为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了时间。所以说，这一战略包围，意义重大。
从11月27日平津战役的部署到12月11日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下达，战役的演进都是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计划实施的。而战役的发展进程也同时推动着华北两个大城市，即北平、天津即将迎来重大转折，所以在12月1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准备接管北平、天津、唐山的指示中，就有了关于平津两市领导人的任命。其中，在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的电文中，还特别指示他，要在今明两日率干部由平山乘车分向平津附近前进的具体指示。
聂荣臻奉中央军委命令，即赶往平津前线，准备接收平津。12月17日，聂荣臻在赶赴平津前线指挥部准备接收平津的途中，在保定致电中央军委、华北局等。他在电文中报告：“（一）傅正动摇，已派人携电台外出求和。（二）侯镜如亦表示动摇，我已电平津经有关者转告他，时机紧迫，要他作最后决策，希望他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立功，重新回到革命战线上来，并作出具体方案，派人与我方接洽等。”
从聂荣臻这一电文中，我们得知，他是最早获悉傅作义信息的司令员。个中原因，与他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指挥部在平山，与中央军委同在一个“地区”有关。在石家庄，他与傅作义的代表有了一些接触，并清晰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但毕竟当时傅作义还处于犹豫、彷徨、观望、举棋不定或是还有其他想法的时候，所以还需必要军事动作和相关人员的密切配合，才能促使傅作义真正地下定决心，起义投诚。
12月21日，聂荣臻到达北平通县宋庄孟家楼平津前线指挥部后，第一手情报资料即送到他的手中。这份情报是在城工部长刘仁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傅作义之女、我地下党员傅冬菊同志，将傅作义的心态，及时准确地通过地下电台报告给平津战役指挥部和聂荣臻司令员。由傅冬菊传递来的情报，对作出正确判断，下定决心，进行作战部署，具有重要作用。聂荣臻正是综合了多方面信息，认为逼着傅作义走上谈判的道路是可能的，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然而，当聂荣臻向东北野战军领导简述这一想法时，没能得到一致认同，但时间给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空间。
1949年1月7日，傅作义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到通县八里庄与平津战役总前委进行有关问题谈判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已预示将会有良好的答案。
事实也是如此，1月8日、1月10日、1月14日，聂荣臻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向中央军委呈报3份电报。中央军委对电报的具体事项进行明确答复并对相关事宜给予了具体指导，最终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完美实现。从历史档案的铺排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聂荣臻是最早提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建议的司令员。
参与北平和平谈判都有哪些人
从上文叙述中，可以明晰在北平和平解放问题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是最早获悉情况的。即1948年11月18日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时，就指出了彭泽湘受李济深的委托赴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后通过符定一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中央军委决定由聂荣臻负责此事后，他提议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到孟家楼，以加强对和平解放北平秘密工作的指导。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时，刘仁就曾急令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明确了平津战役即将发起时地下党的主要工作任务。佘涤清返回北平城后，即按指示，召集北平地下党学委、工委、铁委、平委的负责人开会，制定工作计划，并及时打通了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成立了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
刘仁开通了4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将天津《大公报》记者傅冬菊和她的爱人、地下党员周毅之调到北平。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在北平被围困之时，由组织将她调回她父亲身边，来照顾傅作义的生活，这样就可以通过她爱人周毅之或亲自向地下党学委汇报。
多年后，聂荣臻曾有这样的忆述：“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决心，进行正确部署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二个渠道是：争取傅作义的中将参议刘厚同来做傅作义的工作。在这之前，刘仁曾启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王甦和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曾常宁这一情报线条。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同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二人曾拜过把兄弟。但试了一下，这条线起效不大。于是，王甦便接受曾延毅的建议，在报经刘仁批准后，启动由刘厚同来做傅作义的工作。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又是傅作义部参议，傅作义很尊重他。在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开始后，傅作义就把刘厚同从天津请到北平，以便有事随时商量。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地下民联的盟员，于是通过刘杭生，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就直接联系上了刘厚同。
第三个渠道是：由杜任之与傅作义进行接触。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山西同乡，中共党员。他从太原到北平后，住在他的胞弟傅作义的保健医生杜敬之的家里。济南解放后，杜任之就曾找过傅作义，策动傅作义与我党和谈，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但当时傅作义盛气凌人，不听劝。
在此情况下，杜任之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就没再多言。但在北平地下党学委与杜任之接触后，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杜任之与崔月犁多次碰头交谈后，也和刘厚同交了朋友。通过刘厚同就能及时把我党争取傅作义的设想，传达给傅作义。初见成效后，刘仁即决定由杜任之以合适的时间和傅作义进行一次长谈，这样能得到傅作义的真实想法。
第四个渠道是：充分利用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有李炳泉和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李炳泉是我党地下党员，李腾九是傅作义的联络处长，与傅作义交往较深，能与傅作义说得上话。李腾九在李炳泉的影响下，从委婉到直接，向傅作义分析了局势和后路。在傅作义思想转变后，明确提出让他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面谈。早有准备的李腾九当即知道了李炳泉的身份。于是，出现了傅作义邀请共产党员与他的和谈代表同赴谈判桌的场面。
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第一次派出和谈代表进行谈判。3天的谈判，最终因双方差距甚大，谈判未果。
但在北平和平谈判的历史上，他们仍是有名永载：傅方代表有北平《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我方代表第一个出场的是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随后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谈判随着战事的进程发生着变化。1949年1月10日的第二次谈判，初步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谈判纪要》。1月19日，第三次谈判，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等人，经双方代表的通力协作，正式达成《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之初到协议书的正式达成，在其和谈过程中，不仅有上文提及的这些人，还有一些人，在北平和平解放进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纪念杜任之文集》中，有一张“策动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京纪念像”。在这张合影照中，除了刘厚同、杜任之外，还有吴晟、刘西舟、冯灰宸。除此之外，还有受党的委派到北平育英中学任教，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参与了对傅作义及其他国民党将领的争取工作，挽留了不少著名学者、教授，为北平解放作出了贡献的仓孝和；“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的成员，即学生工作委员会的杨伯箴，工人工作委员会的张鸿舜，平民工作委员会的赵凡，铁路工作委员会的叶克明。
在北平和平解决问题中，还有被邀到中南海进行劝和的北平名流。他们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美学家朱光潜、考古学家马衡、历史学家杨人楩，以及周炳琳、黄觉非、许德珩等20多位专家学者在中南海勤政殿慷慨陈言，请傅作义顺应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残。杨人楩教授更是直言道：如果傅将军能让北平免于炮火，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强烈希望傅作义以北平人民的安全和保护古都文化胜迹为重，尽量争取北平早日和平解放。
在北平和平进程中，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在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上，被推选为和平代表团团长。在他积极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时，暗藏在北平的特务，在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使下，对他下了黑手。但“和平使者”何思源在一个女儿被炸死、自己被炸伤的情况下，仍率和平代表团出城与解放军接洽。
北平和平解决问题协议书上的签字人
北平和平谈判中，张东荪是双方都认可的一个人。但他没有在和平协议上签名。
张东荪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最早的宣传者之一。1941年冬，他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上半年，中共在国统区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张东荪支持北平地下党活动，并以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民盟积极响应。为此，毛泽东专门致电指示刘仁，由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在平津战役发起后，傅作义通过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接洽与中共谈判，并随之派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首次谈判。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国共双方都考虑到，要找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谈判，以便能居中调和。中共方面基于以往张东荪的言行和他的民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兼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的身份，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
在北平，张东荪得到了同乡、多年老友侯少白的推荐。傅作义也感到张东荪是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盟领袖，由他出面，有利于调解双方关系，便于打开谈判僵局。所以，在第二次谈判时，就有了周北峰和张东荪。
这次谈判总体顺利，中共代表苏静根据双方谈判内容整理了一个《谈判纪要》。然而，当双方代表在纪要上签字时，张东荪却拒绝了。他说他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只是双方之间的调解人和见证人。
应该说，对北平和平谈判，很多人都尽了力。张东荪在关键时刻出城，不仅打开了双方和谈的僵局，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出和谈代表携电台出城，去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其代表成员被我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截留，于16日带到冀东解放区蓟县八里庄洽谈的第一次谈判开始，经1949年1月10日第二次谈判签署《谈判纪要》到1月19日第三次谈判，终达成《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草案。
历史在这一时刻，又有了一个有趣而真实的记录。第三次谈判并达成协议的代表主要有：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是作战处处长苏静。傅作义的代表有邓宝珊和周北峰等人。但傅方的代表却只是谈，不签字。这样，也就引出了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人是谁的秘闻。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的签字代表是作战处处长苏静。在双方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并草拟了协议文本后，他着便装与邓宝珊等人从北平北郊经德胜门进城，住进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傅作义下榻的联谊处。在这里，苏静同傅作义的代表根据第三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又进行了方案条款上的细化，于19日拟就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苏静将这份协议书电告平津前线指挥部，请示最后定夺。平津前线指挥部立即将此协议上报中央军委，经审定修改后，形成最后文本，发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平津前线指挥部再将协议文本电告苏静。
从历史档案留存的文本上，可以看到双方代表于1月21日在十八条协议上正式签字，其签字代表是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华北总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华北总部代表也就是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全权军方代表之一。崔载之从1939年起，就历任傅作义部绥远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还担任过傅作义部35军政治部副主任和暂编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1941年时，崔载之接办《奋斗日报》，并任报社社长。1946年，创办《平明日报》，宣传和平建国主张。此时，他的身份也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更是傅作义授权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两位代表之一。
苏静一直保存着当时在协议书上签字的那支派克钢笔。多年后，苏静将这支钢笔和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时使用的怀表，捐赠给平津战役纪念馆。
1月22日，傅作义通过《平明日报》，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协议的条文。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如同春雷一般，把沉睡的古都唤醒了。顿时，全城沸腾，人心激动，广大市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电话铃声到处响起，人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北平解放了！”
（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专家，闫树军系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军休所第四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