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周年之际，《俞秀松日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在完整保留日记原稿的同时，附上了俞秀松生平大事记、专家解读、上海革命足迹地图，封底搭载融媒体视频，成为一套内容扎实、形式丰富的红色文献读本。作为该书的联合主编，我全程参与了它从寻访、考证、编纂到审定、出版的五年历程。而这一切，都源自五年前的一次寻访与接待。
2020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刘华新从北京来到上海，寻访俞秀松革命遗迹。此次行程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排，我陪同俞秀松烈士之子俞敏老师一同参与。我们先后走访了老渔阳里 2 号、新渔阳里 6 号和龙华烈士陵园。在最后一站龙华烈士陵园，我们注意到俞秀松烈士专属陈列区的展柜中，静静摆放着一本纸页泛黄、边角发脆的手写日记——《俞秀松日记》。
一、溯源：俞秀松日记的流转
《俞秀松日记》能够保存至今，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家族守护史。
俞秀松是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人。1921年，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对接青年赴苏俄学习的相关事宜。出行前，他将自己在上海的一只皮箱、一只网篮、一个包袱寄存在诸暨同乡毅成叔处。1937年，俞秀松遭王明、康生无端诬陷，1938年6月被押往苏联，次年2月21日在莫斯科含冤蒙难。此后家人失去了他的消息，也无从知晓随身物品的下落。
1990年，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洁回乡探亲，专程前往俞秀松最小的妹妹俞爱春家中探望。闲谈之间，安志洁偶然提起俞秀松的遗留物品，俞爱春当即回忆起，早年曾见过俞秀松留下的纸笔文稿，还有相关宣言、章程类的文字资料。得知这一消息，安志洁十分激动，她从未料到时隔数十年后，丈夫还有珍贵遗物留存于世。众人立刻在屋内仔细搜寻，几番查找却一无所获。随后俞爱春的丈夫提醒，家中柴房堆放着大量老旧杂物，遗物或许被收纳在了柴房。众人随即前往柴房翻找，最终在杂乱的旧物中找到了一本落满灰尘的小册子，拂去灰尘后，确认这正是俞秀松遗留的日记。
这本日记书写在老式线装练习簿上，尺寸小巧，长23厘米、宽16厘米。封面留有清秀的毛笔小楷题字：“日记 24.6.1920——秀松31.7.1920 题”，内文全部以黑色墨水钢笔书写，字迹工整顺畅，几乎没有涂改痕迹。因历经数十年岁月侵蚀，日记封面边缘多处开裂，线装位置脱浆、脱线，扉页严重泛黄，部分页面留存霉迹与水迹，整本日记含封面共计62页。
《俞秀松日记》记录时段为 1920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31 日，此时俞秀松年仅 21 岁，当时的他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星期评论社编辑，这是他在上海投身建党筹备、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开展革命实践的关键时期。日记不但记录了他前往浙江萧山衙前开展活动的相关经历，同时也零散记载了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动荡、青年思想变革的社会现状，是研究那个时代真实风貌的珍贵素材。
这本日记体现了俞秀松重要的思想蜕变，他摒弃了潜心治学的理想，立志“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更清晰地还原了他赴上海后的革命活动轨迹。1920年8月，俞秀松与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发起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日记侧面佐证了建党前夕上海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留存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过程的诸多细节，史料价值极高。
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安志洁老人和俞敏对它进行了细心清理、妥善保管，后经上海文博机构、党史部门联合鉴定，确认其为俞秀松真迹。
1994年5月，龙华烈士陵园筹建办工作人员黄红蓝上门征集俞秀松烈士遗物，了解到这本珍贵日记，并向家属提出征集意向。8月，安志洁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将俞秀松日记无偿捐赠给龙华烈士纪念馆，并将此事告知了俞爱春等人。2001年9月21日至22日，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权威鉴定，这本日记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长期以来，这本日记只在陵园内部展陈，没有经过系统校勘、整理与公开出版。刘华新社长在现场提出，应当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牵头，联合上海党史、文博、学术力量，把这份珍贵文献整理出版，让更多人能够读到原始文本。这一想法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俞敏老师的想法完全一致，《俞秀松日记》编纂出版工作有了初步意向。
二、启航：编委会力求还原真实人物
2021 年 9 月 28 日，借建党百年契机，《俞秀松日记》编委会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本书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华东师范大学俞秀松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四家单位联合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俞敏担任主编，全面统筹编纂、史实把关、资源协调等工作。
在项目启动后的首次专项座谈会上，俞敏老师详细梳理了日记的来源、保存与流转过程，并明确提出全书编纂的核心原则：“尊重原稿、忠于文本、不删一字、不添一词、不修饰、不拔高。”他强调，整理日记既不是创作，也不是宣传，而是还原历史，必须把 1920 年的俞秀松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原则成为此后五年编纂工作准绳。
编委会很快明确两项核心任务：第一，完整照录日记原文，不做任何删改；第二，编纂《俞秀松生平大事记》，弥补日记仅记录一个多月的局限，完整呈现俞秀松一生轨迹。
为提升书籍权威性，我们邀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为本书作序。李忠杰在序中说：“中国共青团的成立到底从哪一年开始算起？我曾经受命组织过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 有过不同说法。一种是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那就是 1920 年；还有一种，是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算 起，那就是 1922 年。如果从 1920 年算起，俞秀松就是团中央的第一任书记了。最后确定的是从 1922 年算起，第一任书记就是施存统（此前还有张太雷代理过）。” 他还特别提到了俞秀松在新疆期间的工作，是 1935 年，联共（布） 中央派以俞秀松为副组长的 25 人进入新疆，对新疆督办盛世 才开展统战工作，并协助治理新疆。俞秀松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奋斗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李忠杰对俞秀松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给予了 客观评价，为全书奠定了严谨的学术基调。
同年，在上海团校举办的第三届“俞秀松与中国革命”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忻平会长正式对外宣布《俞秀松日记》编著出版工作全面启动。与会专家围绕史料考证、文字校勘、审稿流程等问题展开讨论，确定了后续工作的具体步骤与时间节点。
在整理、校勘《俞秀松日记》原稿，逐字核对、还原原始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青年革命者俞秀松不为人知、鲜活真实的内心世界与私人情感。
其中一段日记，笔触细腻、画面感十足，俞秀松亲笔记录下了温馨亲昵的相处瞬间：“仲九也来，我和他及善生三人，同倚卧在善生底床里……我想这层意思的时候，一面握着善生底手，善生坐在我底膝上，表示很亲暖的态度……我也不觉得痛，只管和善生紧紧地握着手……”这段质朴的文字，真实还原了他与沈善生相处时的亲昵温暖，是青年之间纯粹、真挚的亲近与暧昧，也是俞秀松内心好感最直观、最真实的写照。
除却具象的相处细节，俞秀松更在日记中大胆剖白内心爱意：“我对于善生，的确是很爱他，他爱不爱我，我还不得而知。……那么我对他是有很好的感情，写信有什么难为情呢？我晓得这种心理，还是从前虚伪的礼教底反现！”他坦然正视自己的内心，甚至主动反思自我羞怯的心理源于旧式礼教的束缚，足以见得这份情感的真挚与纯粹。
文中所提及的“善生”，即为沈善生（1906—1985），小名松姑，是知名学者沈仲九的长女。1920年俞秀松记录这段心绪时年仅21岁，沈善生方才16岁。她一生未婚，1927年毕业于立达学园初中部，后远赴日本攻读医学；平日与堂兄沈庆恒一家关系亲密，长期与其共同生活。抗战时期，沈善生在重庆行医济世，抗战胜利后返回浙江绍兴东浦老家开设私人诊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于绍兴柯桥保健所，终生以医者为业，为人温良纯粹。
尽管俞秀松对沈善生心生挚爱、情真意切，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始终将这份深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极致克制、从未逾矩。这份克制与隐忍，源于他早年在家乡定下的包办娃娃亲。
俞秀松出身耕读礼教之家，父亲俞韵琴为清末秀才、地方教育家，恪守传统礼法。早在1914年，俞秀松年仅15岁时，父母便为他定下一门娃娃亲，女方是本村行知小学蒋姓老师的女儿。后续求学觉醒的俞秀松，逐渐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婚恋，极度反感旧式包办婚姻。1919年，20岁的俞秀松准备北上参与工读互助运动，父亲再三催促他返乡与蒋氏完婚，被他断然拒绝，甚至为此与家人产生分歧，最终不辞而别、远赴北方。
在困于孝道，在旧式婚约尚未解除的前提下，俞秀松不愿违背礼法、辜负家人，更不愿让自己的私情突破道德底线。因此，即便对沈善生满心欢喜，他也只能将这份纯粹的少年爱意，封存于私密的日记与心底。
俞秀松与沈善生的情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后来，他在新疆期间结识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后改名安志洁），两人结为夫妻，感情深厚。
在编研整理过程中，编委会也曾陷入深度思考：面对日记中此类涉及私人情感的直白文字，到底怎么处理？有意见提出，此类内容是否需要删减或改写，以维护“革命者形象”？
我们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指导下多次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历史人物是完整的人，不是符号，日记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必须全文保留，一字不改。俞敏主编一锤定音：“治学要敬畏历史，修史要守住本心，不美化、不避讳，把最真实的文本交给读者。”
编委会非常认同俞敏老师的想法。俞秀松那时候非常年轻，他纠结于秘密与公开，困惑于情感的表达与礼教的束缚，恰恰证明他不是一个冰冷的革命符号，而是一个有心事、有困惑、有憧憬的鲜活青年。除了完整保留文字，我们还坚持对模糊字迹不作猜测。日记中收录一首俞秀松在法国公园所作的诗，其中有两个字因年代久远、墨迹淡化无法辨认。我们多方请教专家，俞敏老师也结合家人回忆反复核对，仍无法确定原文。最终，我们以方框标注留白，不做主观补全，这是对原稿最基本的尊重。
三、寻史：考证遗址与补齐生平
日记中多次出现上海的地名、场所，为了让文本更准确、背景更清晰，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考据工作。我和团队成员跟着日记里的记载，一条条街道、一个个旧址走访核实。
以俞秀松在日记里多次提到 “城东女校”为例：“下午四点后，我和玄庐、望道三人送崇侠、锦潮、善生、剑花四人进城东女学校去过夏”“早晨瘦僧回诸暨去了，玄庐又送月容进城东女校去”“上海城厢适是弹子经过的地方，伊们在上海城东女学校里，足信有危险”。我们查阅史料、实地走访，确认城东女校原址位于上海南市花衣街竹行弄，即民国时期的华成路，今天黄浦区会稽路一带，是当时进步人士活动的重要地点，蔡元培、黄炎培、李叔同等曾在此任教。
城东女校由爱国教育家杨白民于1903年创办，是继经正女学、爱国女学之后，上海较早由国人自办的女子教育机构之一。学校以“兴办女学图自强”为宗旨，不仅开设普通课程，更以图画、手工、音乐等艺术教育见长，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艺术教育的先河。蔡元培、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社会名流都曾在此任教或讲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近代上海培养了大批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人才。在建党初期，这里也成为进步知识分子联络力量、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见证了早期革命思想在上海的传播历程。
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研究专委会的支持下，我们围绕渔阳里片区、日记提及的街巷地名、人物活动地点逐一核查，最终梳理出与日记记载对应的上海红色遗址 52 处。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步编制《俞秀松上海革命足迹红色地图》，把日记中的文字地点转化为可查阅、可行走的路线，方便党史学习与红色研学使用。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是编撰《俞秀松大事记》。薄薄日记，仅留存俞秀松一个多月的思想、生活与工作点滴，要让读者完整理解俞秀松，必须有一份准确、连贯的生平大事记。为此，俞敏老师带队，我全程陪同，开展了国内与海外的多次史料寻访。
国内，我们去新疆追寻俞秀松的革命足迹。国外，俞敏老师前往俄罗斯，走访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列宁图书馆）、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谢德林图书馆），逐一查阅馆藏民国档案、早期华侨文献、中俄跨境革命记载等文献内容。因存在化名、译名等问题，核实档案中人是否为俞秀松成为一个难点。经多方交叉求证，俞敏老师找到了俞秀松在伯力担任《工人之路》副主编的史实。（详见《世纪》2026年第2期《大型海外珍稀文献〈工人之路〉的发现》一文）
另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有待未来的历史学者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传播，我们广邀上海党史领域专家邵雍、丁晓强、洪颖哲等撰写文章，围绕日记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组织展开说明。俞敏老师拿出个人珍藏多年的 250 张历史照片，涵盖俞秀松求学、革命、工作、生活各个阶段，为本书增加了融媒体内容。
四、初心与新起点
从 2020 年启动到 2026 年定稿，五年间，编辑团队完成了一轮又一轮校勘；人民日报出版社对书稿进行多轮审读，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我们没有追求速度，只追求扎实，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
《俞秀松日记》的出版，是对国家一级文物的保护、整理与活化利用。它以客观、平实、严谨的方式整理出版，提供了建党初期一份珍贵的原始文本，为党史、青年运动史研究增添了重要资料。附上解读文章和融媒体资源，则是希望让更多读者产生阅读红色文献的兴趣，进而走近真实的历史人物。
五年时间，我从协助俞敏老师开展工作，在追寻俞秀松的人生轨迹的过程中走近了他的内心世界。我收获的不只是一本书的出版，更是对红色史料整理工作的理解：敬畏历史、忠于原文、做实考据，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俞秀松日记》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让更多百年原始文献被看见、被研究、被传承的新起点。
文章来源：《世纪》杂志（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