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意识到，2023年才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柯政，用一个曾经不到八十人的微信群，真正走通了“网上群众路线”。
2023年11月的一天，记者刷到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发的一条朋友圈。文字不长，配了一张微信群二维码。大意是：他刚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想征集教育方面相关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出于职业习惯，记者便顺手扫了码。群名不简单——“柯政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征集群”。进群之后记者发现，群内气氛非常活跃，群成员以中小学老师为主，也有一些高校教授和关心教育的家长。围绕教育界的话题，柯政与群友频繁展开交流互动。
两年多时间过去，这个群没有像绝大多数微信群那样日趋“沉寂”。反而从最初的五六十人，慢慢涨到了百余人。更重要的是，从建群至今，每次上海市政协全会前后，它都在产出东西。
最早的产出是一件提案，线索来自一位校长。
2023年底，群里有一位校长反映教育财政预算管理的问题。他的话很形象：以前是不能用买醋的钱买酱油，现在是定好了买山西的醋，就不能改成买镇江的醋。另外他还“抱怨”说，学校采购资金每年要花完，可是如果碰到突发情况，只能让预算“没了”。
面对这位校长的“抱怨”，柯政没急着表态，而是追问了几句，引导大家把情况说得更具体。群友又发来几条补充：预算评审周期太长，经费下达时间太晚，有的学校不得不突击花钱。柯政随手把这些线索整理出来，后续又做了相关的案头研究。
2024年1月，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二次全会期间，柯政在分组讨论会上“抢”到了话筒，分享他从微信群收集来的意见和后续撰写成的提案。他提出三条建议：优化教育专项经费评审办法、进一步扩大经费自主调整空间、探索基于学年制的教育财政预算制度。
这个提案后来获评上海市政协年度优秀提案。
另一条线索来得更曲折一些。
有一天，群里聊起了班主任的工作。话题一开始并不聚焦，大家东一句西一句，但柯政注意到，几乎每一位参与讨论的老师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班主任太苦了，没人愿意当。他没有放过这个信号，开始在群里不断追问：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如果给你加钱，加多少愿意做？
讨论渐渐有了轮廓。有上海的老师说：一个月加三千也不愿干，心力交瘁，不值当。有广西的老师冒出来说：我们那儿整体收入就三四千，加三千那肯定愿意。这个对比让柯政意识到一件事——经济激励不是没用，但在不同地方，阈值完全不一样。“上海的班主任真要激励到愿意干，恐怕得翻到八千。而现在的补贴不过五百八百，杯水车薪。”柯政带着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更核心的问题：为啥干班主任成了一件“苦差事”？
老师们在群里七嘴八舌地拼出了一个答案——极少数“问题学生”和极端事件，消耗了班主任绝大部分精力。有些事情班主任解决不了，学校也解决不了，但最后全压在了班主任头上，让班主任在心力交瘁之余，毫无成就感。
柯政把群里的讨论记了下来，但没急着动笔。他拉上自己的研究团队，专门围绕“班主任压力”做了半年调研，把老师们零散的感受转化成有数据支撑的分析。
到了2025年下半年，柯政认为问题理清楚了，于是起草了一份提案。提案核心思路有三条：第一，把那些明显超出班主任能力范围、连学校都解决不了的极端个案剥离出来，由政府或其他专业力量兜底，让老师回归日常的育人工作。第二，在第一步还没完全实现之前，要适当地提高对班主任的激励强度。第三，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对“教育家精神”的倡导——老师就是老师，有些责任天然就该抗在肩上。
这份提案后来作为教育界别的集体提案提交了。相关媒体得知后主动联系，要求再做一篇深度报道，因为“这个话题太热了”。
柯政后来把这个消息发到了群里。他向来如此——只要提案有了进展，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部门回应，他都会回头告诉群友一声。在他的认知里，这是对发言者的尊重：你们的声音没有“飘走”，它们去了该去的地方。
关于这个群能活两年多，柯政自己总结了几条经验。
他不设免打扰。手机里堆满了各种免打扰的群，但“柯政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征集群”的提醒是开着的。一有空他就会看，看到就回；他习惯追问。有人在群里发一段抱怨，他不会简单回一句“收到”，而是会问：你的判断有数据支撑吗？为什么这么看？其他人认同吗？他也懂得适时引导，对很多有价值的问题，柯政首先会对提问者表示肯定和鼓励，但他一般都会继续追问：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或者问：其他地方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吗？通过这种回复，一方面在评估这个话题成为具体提案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启发大家。柯政深知要完成一件好的提案，需要进行很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不是想当然的找到问题就能成为提案。
记者在追踪采访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2024年8月，上海市政协专门出台了《关于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柯政的做法并非刻意对标这份文件，却恰好踩在了这个节点上——把界别委员工作室的线下平台和微信群的线上渠道衔接了起来。
柯政自己倒没有把这个群说得多么重要。当记者问他“微信群是不是一个高效的履职手段”时，他纠正说：这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他在群里看到一条线索，不会立刻转化成提案。班主任那个事，从群里的讨论到正式提交，中间隔了大半年，还专门组了研究团队。他成为政协委员，首先是因为他的专业背景是搞教育政策研究出身。微信群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你不可能主要靠这个。”柯政说。
但柯政也承认，这个辅助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他以前也做调研，开座谈会，面对面问问题。可那种场合，大家说话总是经过修饰、留有余地。微信群里不一样，大家不认识彼此，说话没有人际压力，“表达会更直接”。柯政觉得，那些不加掩饰的“原始想法”恰恰是调研中最难获取的东西。
就是这些琐碎的、看似不经意的交互，让群友觉得“这个人真的在看，也真的在听”。而“被听到”这件事，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采访快要结束时，记者问柯政下一步有没有打算把这个模式复制开来。
“我没刻意跟其他委员聊过，我不能说‘来，我教你个办法’。但我这个群还能再优化。现在才百来人，下一步可能会扩一扩。”柯政很清楚，群在精不在多，人多了反而容易杂。更重要的是，他要让群友们持续觉得“跟你聊是有用的”——如果政协委员就当个“意见接收器”，群众反馈了也没下文，谁还愿意花时间？
采访归来，当记者在演播室里复盘柯政的相关素材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位委员、一个微信群、一件提案，形成一个履职闭环。这个故事不大，但每一个声音都被认真对待的力量，真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