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山公园草木葱茏，游人漫步长廊，鲜少有人留意到“盛”字摩崖石刻那遒劲一横的左下侧，一方朴拙的石壁正静默而立。壁上嵌着一通长一百六十二厘米、宽一百四十三厘米的石碑，碑文已与山石肌理悄然相融。唯有驻足细辨，一段九十余年前的往事才穿透尘埃，渐渐清晰——那是名为《盛山造林场碑记》的刻石，详细镌刻着一九三一年植树节，一县官民同心植绿的史实。
碑文不长，却字字凝重：
民国十九年，第二次行政会议决援《公用征收法》购盛山全岭作造林场。越明年，本县县长罗玺、驻军团长李鸿勋、建设司长潘大造率县中人士植松、柏、桃、李、桐、棬之属二十万株于此，勒石为记。
造林场场长潘承谟勒石
总务科科长雷时九书丹
民国二十年植树节建
1922届 土木科 (7人)
李树奇（幼农）丁燮坤（晋辅）李树伟（筱农）蔡世彤（君锡）潘大造（化成）杨特（达璋）史久恒（寿崧）
短短百余字，勾勒出一幅层次分明、意蕴深远的时代图景。
开篇即点明，此举并非一时兴起的政绩工程，而是经“第二次行政会议”郑重决议，并援引了当时的《公用征收法》。这标志着当时的公共治理，已尝试从传统的人治德治，转向初步的法治与程序正义。依法购山为“造林场”，实则是以法律手段将整片山岭收归公有，明确其服务公益的永久属性，断绝日后私相授受的可能，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制度理性与现代公共意识。
参与主导者名单极具代表性：地方行政长官、维持治安的军事主官、负责具体建设的业务官员。这种组合，确保了政令推行、秩序稳定与技术支持的合力。“率县中人士”一语，更揭示这并非单纯的政府行为，而是广泛动员了社会力量。官与民，文与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为了一项绿色而长远的目标，并肩站在了同一片山坡上。
所植树木“松、柏、桃、李、桐、棬之属”，区区六种，却暗含匠心。松柏常青，可涵养水土，奠定山林底色；桃李花果，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桐树与棬树，则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林木，果实可榨取工业用油或制蜡。这一选择，同时兼顾了生态效益、景观美化与经济效益，展现出立足长远、综合考量的朴素科学理念。而“二十万株”这一具体数字，则体现了工程规模的浩大与记录的严谨。
“勒石为记”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在此处，其意义超越了简单的纪功。它将一次集体行动的缘由、依据、主体、内容与时间，以最耐久的方式固化于天地之间。这既是对当时决策与执行者的责任交代，更是留给未来的一份庄严契约与清晰账本，让后来者知晓，这满山苍翠从何而来。
尤为动人的是碑末的细节：不仅列有造林场场长与书丹者的职务姓名，更以显著位置铭刻了“1922届土木科（7人）”及其姓名字号。这七位当年的技术专才，他们的专业工作构成了这项公益事业的坚实基础。将他们的名字与县长、团长并列，永久铭刻，无疑是对知识、技术、专业价值的极大尊重。在“官本位”思想依然浓重的年代，这种对“无名”建设者的铭记，闪耀着超越时代的人本光辉。
九十年弹指而过。当年手植的幼苗，想来不少已亭亭如盖，融入盛山莽莽林海之中。那由松、柏、桃、李、桐、棬组成的混合林相，或许仍在默默发挥着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提供物产的功能。而这方石碑，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记事。
它像一枚时间的胶囊，封存着几个可贵的精神内核，对今人而言，其借鉴价值历久弥新：它提醒我们“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是公益事业合法性与生命力的根基；彰显“社会协同”与“跨界合力”在应对生态建设等宏大课题时的关键作用；体现“科学规划”与“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智慧；履行“责任镌刻”与“历史意识”所要求的透明与传承；更践行了“尊重专业”与“铭记凡人”的进步理念——历史不仅是大人物的历史，更是无数专业者与建设者的历史。
如今，我们站在“盛”字之下，抚摸这方冰冷却又温热的石壁。它记录了一次具体的植树，更凝固了一个地方在现代化转型初期，对法治、公益、科学、协同与传承的初步探索。那二十万株树木，是栽在大地上；而这方碑记，则是将一种可贵的治理理念与公共精神，栽在了石头上，也理应栽进我们的心里。
盛山之“盛”，在其林木之盛，更在开创、耕耘、铭记此“盛”的精神之盛。这方沉默的石碑，至今仍在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回响——关于如何为一片土地，也为一个民族的未来，负责地种下春天。
（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