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各地爱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宋庆龄一起操办鲁迅葬礼的救国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1936年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左起前排：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救国会。救国会的抗日爱国举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恼怒，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容。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秘密非法拘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捕记录

宋庆龄得知事件后立即组织营救。她致电冯玉祥，请其“主张公道”，“迅电蒋介石”释放七人。11月26日，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声明称：“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吧！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

《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

在宋庆龄等人的带动下，声援“七君子”的队伍不断壮大。这一“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了人们的极大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内方面，冯玉祥、于右任、张学良等纷纷加入营救“七君子”的行列。国际方面，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约翰·杜威等国际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致电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

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人“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并多方开展营救工作。

《孙夫人廖夫人等为沈案呈苏州高等法院文》

《宋庆龄先生等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

 1937年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始审讯“七君子”，企图不经调查便草率定案。6月25日，在“七君子”第二次受审之日，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则愿和沈等同服“爱国罪”。之后，联名发表了《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说明救国入狱运动的由来、步骤和重大意义，号召扩大运动。文中阐明：“我们认为这一个运动（指救国入狱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倒并不是仅仅为了营救七位先生。我们认为这一种和平的合法的救国运动方式，是最适合目前的需要。”“现在我们宁愿牺牲自己，来促成团结抗日与救国自由。”而且“大家都起来公开地参加救国工作，中国自然就有救了”。所以“我们相信，救国入狱运动是目前最适合的一种救国方式”。

描绘宋庆龄等赴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情景的油画

同时宋庆龄等还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指出：“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质问国民党当局“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只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严正宣告：“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并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救国入狱运动”的影响下，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给国民党当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因江苏高等法院毫无动静，宋庆龄等遵照诺言，于7月5日前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宋庆龄推动抗日救亡、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1937年8月，被救出狱的“七君子”与马相伯、杜重远的合影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在“七君子”坚强不屈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在7月31日将七人以无罪释放。营救“七君子”的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