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后排左一为梅达君。

 

梅达君

 

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选举票

2025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80周年，我们常常记起创会元老梅达君先生。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与统战工作者。
从东吴大学附中的少年意气，到投身抗日救亡的烽火岁月；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到参与创建民进、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从辅佐陈毅稳定上海局势，到深耕教育与出版事业，梅达君先生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建设事业，堪称“孤岛雄鹰，地下火种，民进前导，统战津梁”。
少年意气： 东吴岁月与早期求索
1921年，13岁的梅达君离开故乡宣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从此开启了他“汇西流、融中西”的求学之路。
东吴大学作为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校训，其附中与本科教育兼具中西特色，不仅夯实了梅达君的国学基础，更培养了他的国际视野与思辨能力。在这里他与赵朴初、孙起孟等安徽同乡结下深厚友谊，这段少年同窗之谊，也为日后共同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
1926年，梅达君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本科，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学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还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认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东吴大学的校园里，进步思想与爱国热情暗流涌动，梅达君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同窗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初步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洞察力。
1930年，梅达君大学毕业，担任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思想，鼓励她们关注社会现实。这段执教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教学能力，更让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对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为日后投身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若不是时局动荡与人生机遇的转折，梅达君或许会成为一名深耕教育领域的学者。
1932年，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因赏识梅达君的才学与品行，邀请他担任省政府秘书。面对这份邀请，梅达君陷入沉思：一方面，教育救国是他的初心；另一方面，从政或许能更直接地参与社会变革，为家乡安徽的发展出一份力。最终，他选择接受邀请，踏上了从政之路，却未曾想，这条道路竟将他推向了更广阔的革命舞台。
烽火淬炼： 地下工作与抗日救亡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沦为“孤岛”，民族危亡之际，梅达君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正式用“梅达君”这一名字，寓意“达济天下，君子担当”。
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单纯的官员或教师，而是肩负秘密使命的革命者——1939年10月，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考察与介绍，梅达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表面上，他是周旋于工商界与上层社会的“绅士”；暗地里，他是传递情报、组织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
在上海“孤岛”时期，梅达君与老同学赵朴初患难与共，共同参与难民救助与革命书籍出版工作。1938年，赵朴初创办“工华”难童收容所，梅达君担任副主任，两人在28个月内收容难童近千人，先后分7批将230余名难童送往皖南新四军，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骨干。梅达君曾回忆：“那些孩子眼里有恐惧，但更有对未来的渴望，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一条生路，一条走向光明的路。”
除了救助难童，梅达君还与赵朴初、陈明、朱启銮等人共同创办“大众出版社”，秘密出版《论政党》《毛泽东论文集》等革命书籍。1975年，赵朴初在《论政党》末页题跋中写道：“陈明、方行、朱启銮、梅达君及余组织大众出版社印行革命书刊……”寥寥数语，勾勒出他们在白色恐怖下传播真理的勇气。
郎溪锄奸： 临危受命显担当
1940年夏，中共中央东南局指示刘晓，委派梅达君前往安徽郎溪县，以国民党县长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并伺机铲除叛徒高翔。
高翔曾是中共党员，1931年叛变后带领国民党宪警破坏中共安徽省委机关，导致省委书记王步文牺牲，是党内痛恨的叛徒。接受任务后，梅达君恢复原名“梅光庾”，通过吴忠信的关系，成功出任郎溪县县长，中共党员张企、关键之、张瑛等人也随行担任县政府职务，秘密成立中共郎溪小组。
到任后，梅达君一面以县长身份“催缴军粮”“整顿治安”，为地下党活动创造条件；一面暗中调查高翔的行踪与罪行。当时高翔任郎溪县第三区（姚村）区长，勾结土匪、收集情报，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
1941年4月，日军扫荡郎溪，县政府向姚村转移，梅达君借机命令高翔接应，却发现高翔企图带领保安队投奔日军。机不可失，梅达君立即派人逮捕高翔，关押于陈梅村看守所。高翔在狱中百般抵赖，甚至策动越狱，梅达君当机立断，以“通敌叛国、图谋不轨”为由，不经呈报直接将其枪毙，干净利落地完成了锄奸任务。
1942年6月，任务完成后，梅达君借参加全省县长会议之机，悄然返回上海，继续投入地下工作。
“红色纽带”： 经济战线的抗争
1940年救济难民的工作结束和在郎溪县的锄奸任务完成后，梅达君根据党组织安排，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工商界，在日伪统治下积极联络进步工商人士与组织推动上海工商界的抗日活动。因为地下工作的缘故，他与陈巳生、赵朴初、冯少山、张纪元、谢寿天、方行、万景光等默契配合合作，暗中接受刘晓、王尧山等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的领导。
在此期间，梅达君参与经营“关勒铭金笔厂”，并将工厂作为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点与经费来源。他与陈巳生等中共党员在厂内任职，均担任关勒铭金笔厂董事，刘晓同志则化名刘镜清参与工作，股份红利则全部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使金笔厂成为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金库”。他西装革履，英语流利，出入有汽车，与工商界人士打交道时游刃有余。
1943年下半年，为解决地下党员与进步青年的经济困难，党组织决定成立“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梅达君任主任。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人脉，说服爱国资本家出资，为职工提供小额无息贷款，同时秘密为前往苏北参加革命的青年资助旅费。据史料记载，仅1944年贷金处就资助了200余名进步青年奔赴革命根据地。
抗战胜利前后，梅达君担任“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副总经理，辅助总经理谢寿天，团结爱国资本家，为地下党、新四军与后来国共谈判破裂后的人民军队筹集经费、输送物资特别是匮乏的医药。“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由华侨实业家、民进元老冯少山任董事长，陈巳生、赵朴初等为董事，同时在香港设有分公司，梅达君与万景光均在香港为分公司工作过，掩护革命工作与元老们的转移。
穿针引线： 促成民进两大阵营联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加紧准备内战，重庆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因交通封锁无法返回上海，上海的民主舆论一度被国民党反动派把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尽快组建新的民主党派，发出民主声音，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这一任务，落到了梅达君肩上。
当时的上海进步人士中，存在两个核心圈子：一个以马叙伦为首，由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组成，包括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柯灵等；另一个以王绍鏊为首，由工商界上层人士组成，包括陈巳生、冯少山、谢仁冰等。两个圈子虽都主张民主建国，但缺乏直接沟通。梅达君与双方均有深厚交情——他与马叙伦相识于文化活动，与王绍鏊是商业伙伴（两人均为秘密共产党员，当时互不知底），因此成为连接两大阵营的最佳人选。
梅达君先是找到马叙伦，坦诚表达联合工商界力量的想法：“马先生，文化界的声音固然重要，但工商界掌握着经济命脉，若能与他们携手，民主运动的力量将更加强大。”随后，他又与王绍鏊沟通，分析联合的必要性：“王兄，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已昭然若揭，仅凭工商界的力量难以抗衡，唯有与文化界同仁并肩作战，才能形成气候。”在他的斡旋下，马叙伦与王绍鏊终于会面，两人就“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达成共识，为民进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5年12月30日上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今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宣告成立，26位发起人现场签名，梅达君是第13位签名者。
此后，梅达君积极参与民进的各项工作：1946年2月，他参与组建民进经济委员会，为党派活动筹集经费；3月，在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随后担任联络处处长，负责联络上海各界进步力量；5月，由民进牵头，联合52个人民团体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梅达君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联合会理事兼秘书长，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内战部署，上海人民反内战情绪日益高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赴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了十万余人参加的欢送大会，梅达君担任现场指挥，与陶行知、王绍鏊、林汉达等人共同主持大会。“下关惨案”发生后，梅达君临危不乱，按照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的指示，迅速租借国际饭店宴会厅，由陶行知出面招待外国驻沪记者，揭露惨案真相。他回忆：“当时美国《大美晚报》、英国《字林西报》都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随后纽约、伦敦、巴黎等地的报纸纷纷转载，让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参加新政协： 见证历史的时刻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日程。梅达君作为民进代表，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一道，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上，他与600余名代表共同商讨建国大业，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
9月25日，在讨论国歌、国旗等议题时，马叙伦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梅达君当即表示支持：“这首歌曲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用它作为国歌，能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历史、砥砺前行。”9月30日，他参与投票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为副主席。
10月1日下午3时，梅达君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我热泪盈眶，多年的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辅佐陈毅： 稳定上海的“交际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梅达君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华东统战部第三处处长，上海老政协第一任副秘书长，协助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稳定局势。梅达君凭借自己的人脉与经验，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
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照顾宋庆龄先生。陈毅曾对梅达君说：“南下时毛主席一再嘱咐，对孙夫人要特别照顾，不能有丝毫大意。”梅达君遵照指示，亲自安排宋庆龄从寓所迁往淮海西路花园洋房，并派人修缮打扫，还根据宋庆龄的建议，将大西路一幢大理石大厦改建为上海市少年宫。宋庆龄对梅达君的工作十分满意，曾致信感谢：“达君先生费心照料，甚为感激，先生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在稳定经济方面，梅达君积极参与“银圆风潮”“米棉之战”等斗争，协助陈毅团结工商界人士。1949年6月，上海爆发“银圆风潮”，物价飞涨，梅达君陪同陈毅会见荣毅仁、刘鸿生等工商界代表，坦诚讲解党的政策：“人民政府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稳定物价，让上海恢复生机。”在他的斡旋下，荣毅仁决定将荣氏企业留在上海，并从海外调回250万美元的设备与原料，支持国家建设。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设施，造成严重损失。梅达君协助陈毅组织抢修，安抚民众情绪，并开设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当时的同事回忆：“梅处长英语好，经常陪同陈市长接待外宾，还能当翻译；处理劳资纠纷时，他既维护工人利益，又体谅资本家的困难，总能找到平衡点。”
弦歌不辍： 深耕教育与出版事业
梅达君始终未忘“教育救国”的初心。1956年，他调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又出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副院长，重返教育领域。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刚复校不久，面临师资短缺、设施简陋等问题，梅达君协助院长陆慕云制订教学计划，招聘优秀教师，完善课程体系，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经常邀请工商界人士来校讲座，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1963级学生章和轼回忆：“梅副院长待人亲切，对我们要求严格，他常说‘财经工作要讲纪律，莫伸手、莫贪心’，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在梅达君与同事们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学院逐渐成为培养财经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
除了教育工作，梅达君在出版与文化传播领域也贡献卓著。早在1936年，他就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著作，传播进步思想；抗战时期，他参与创办的大众出版社，成为秘密传播革命书籍的重要阵地。改革开放后，已步入晚年的梅达君，又拿起笔，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为研究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上海地下党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参加政协首届会议的片断回忆》（1990年）、《解放初期陈老总在上海》（1990年）、《回忆民进创建时期的往事》（1991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时的政治背景》（1993年）等。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的细节，更饱含着他对革命事业的深情。1993年，他还与吴企尧合写《慈云法雨润春申——赵朴初五月在沪活动小记》，以细腻的笔触记录赵朴初在上海的佛教活动与社会贡献，字里行间满含对故友的敬重与对时代的思考。这些文字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承载着他对民主革命事业的赤诚、对民进精神的坚守，为后世研究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留下了鲜活而珍贵的一手资料。
离休后的梅达君，仍未停下为党和民进事业奔走的脚步。他历任第二、三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以丰富的经验和开阔的视野，为民进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即便年事已高，他依旧坚持参加各类会议，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始终保持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劲头。身边人常说，梅老身上总有一股不服老的精神，谈起民进的未来、国家的发展，眼中总闪烁着光芒。
1993年，梅达君先生的生命走向终点。在他逝世前，还曾与赵朴初先生相聚，共话佛事与往事，两位相交60余载的老友，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仍延续着深厚情谊。他的离去，让民进同仁与各界友人深感悲痛，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的挽联“孤岛雄鹰，地下火种，笑声荡红场，一片丹心励后起；民进前导，统战津梁，弦歌布两校，漫天白露哭先生”，精准概括了他的一生，也道出了众人对他的深切缅怀。
（作者李晓春系民进滁州学院支部主委，《滁州学院学报》副主编、副研究员；吴烈系滁州学院土木与工程学院教授级高工、博士；苏明辰系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