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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例的实践路径与时代探索
引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与社区基石作用
20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擘画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战略蓝图。这一文件不仅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指引，更将“治理增效”列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核心任务之一，凸显了基层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地位。《意见》强调“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加强城市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对“城市的核心是人”这一本质命题的深刻回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脚于社区的宜居性、服务的精准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上海作为常住人口超2400万的超大城市，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先行者”与“压力测试场”。这里既有陆家嘴的摩天楼宇，也有弄堂里的烟火人家；既有全球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接近40%）、社区类型多元（老旧小区、国际社区、产业社区并存）、治理需求分层等复杂挑战。在《意见》明确的“2030年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基本建成”目标框架下，上海能否率先实现“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标杆示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这一“城市细胞”的活力与韧性，更取决于社区治理模式与领导力的创新突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社区是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程度，直接映射着城市治理的整体水平。
一、背景与方位：中央战略导向下的上海使命
《意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系统阐释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它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结构优化（如新旧动能转换）、品质提升（如人居环境改善）、绿色转型（如低碳韧性）、文脉赓续（如历史风貌保护）、治理增效（如多元主体协同）的有机统一。其中，“治理增效”被置于关键位置，要求通过完善工作体系、推动智慧化精细化、加强社会治理，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上海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超大城市”的综合基础与“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上海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网络（如“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数字平台）、丰富的治理经验（如“全岗通”社工机制、“三驾马车”协调模式）、多元的主体生态（如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志愿者群体广泛参与）。更重要的是，上海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定位，需要在破解“大城市病”、平衡效率与公平、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方面提供“上海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一要求在《意见》“智慧化精细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部署中得到了深化与拓展。
二、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社区是城市的“微单元”，也是居民感知城市温度的“第一现场”。在《意见》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六大特征中，“宜居”“韧性”“文明”“智慧”均需通过社区层面的具体实践落地：宜居社区需要精准的公共服务供给（如养老托育、加装电梯），韧性社区需要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如防汛防台、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文明社区需要深厚的文化浸润（如邻里互助、社区公约），智慧社区需要前沿的技术赋能（如数字孪生、AI服务）。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两个核心支撑——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与社区领导力的创新。
所谓“社区治理体系”，是指在党建引领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运作的制度框架。上海近年来探索的“社区云”平台、“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全岗通”社工培养模式，均是对这一体系的优化。而“社区领导力”则超越了传统的“管理者权威”，更强调在多元利益博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激发活力的能力——它既包括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也包括社区工作者的服务执行力，还包括社区达人、志愿者、银龄长者等“非正式领袖”的影响力。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领导力是将人的愿景提升到更高境界，将人的绩效推到更高标准”，在社区场域中，这种领导力表现为对居民需求的敏锐洞察、对矛盾冲突的柔性化解、对创新实践的主动引领。
三、现实挑战：上海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瓶颈与痛点
尽管上海在社区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面对《意见》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仍存在若干亟待突破的瓶颈：
其一，多元主体协同的“化学反应”不足。尽管“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协调机制已普遍建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常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部分业委会成员专业能力不足（如财务、法律知识欠缺），物业服务企业逐利性与公共性失衡（如公共收益不透明），居民参与度呈现“选择性活跃”（仅关注停车费、垃圾箱等直接利益问题），导致治理合力难以形成。
其二，社区领导力的“结构性短缺”。一方面，社区工作者队伍面临“人少事多”的压力——上海平均每个居委会管辖约3000-5000户，社工需同时处理民政、计生、综治等数十类事务，精力分散于“应急灭火”而非“主动服务”；另一方面，社区中的“非正式领袖”（如退休教师、律师、企业家等）尚未充分激活，其专业知识与威望未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三“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较弱。尽管上海已推广党建引领下的“三驾马车”协调模式，但自治的活力、法治的刚性、德治的柔性尚未形成有效互补：部分社区自治章程流于形式（如居民公约缺乏约束力），法治保障存在短板（如物业纠纷调解依赖行政介入而非法律途径），德治载体不够丰富（如邻里互助文化未充分转化为治理资源）。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常因低层住户反对陷入僵局，既需要法治明确权益分配规则（如《民法典》第278条的表决程序），也需要德治通过“楼组长劝说”“受益住户补偿”等方式化解矛盾，更需要自治通过“业主协商会”找到最大公约数——三者缺一不可的协同机制在实际中尚未成熟。
其四，技术赋能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尽管上海已建成“一网统管”平台，覆盖200余类城市运行体征数据，但在社区层面仍存在“数据孤岛”（如物业台账与政务系统不互通）、“技术鸿沟”（老年群体使用智能终端困难）、“工具异化”（过度依赖线上平台导致面对面服务弱化）等问题。例如，部分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安装了智能监测设备，但缺乏人工回访的“温度补充”，反而加剧了“数字排斥”。
其五，老龄化社会的“适配性挑战”。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近40%，部分社区甚至超过45%，但现有治理模式对银龄群体的需求响应不足：一方面，老年居民对适老化设施（如无障碍通道、电梯）、健康服务（如家庭医生签约）、精神文化（如老年大学）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大量低龄健康长者（60-75岁）蕴含着丰富的“银发资源”（如社区调解、文体活动组织），却未被有效纳入治理体系。
四、面向“十五五”的破局路径：上海的探索方向
作为“十四五”与“十五五”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上海需以《意见》为指引，在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中率先突破，重点可从以下维度发力：
（一）制度创新：完善“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化“社区大党委”机制，推动街道党工委统筹辖区单位、两新组织等资源，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对接平台。优化“三驾马车”协同规则，通过立法明确业委会权责边界（如参考浦东新区试点《业委会工作指引》），推广物业服务企业“星级评定”与信用管理，强化居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如设立“社区议事日”“线上提案平台”）。重点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
自治强基：修订《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指导社区制定“个性化自治章程”，将加装电梯、宠物管理、公共空间使用等高频事项纳入居民公约，配套建立“公约履约评议机制”（如由居民代表组成评议小组，对违约行为进行公示与劝导）；推广“楼组微自治”模式，在老旧小区以楼栋为单位成立“自治小组”，通过“邻里议事会”协商解决楼道堆物、照明维修等“关键小事”，激活基层自治的“末梢神经”。
法治护航：在社区设立“法治服务站”，整合社区法律顾问、法官工作室、公证联络点等资源，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法律咨询、纠纷调解与普法宣传（如针对加装电梯、物业费调整等矛盾高发领域，编制“法律指引手册”）；推广“物业纠纷调解前置程序”，要求物业公司、业委会在诉诸法院前必须通过社区调解委员会或街道司法所进行协商，降低司法成本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
德治润心：挖掘社区文化基因（如石库门里弄的“睦邻传统”、产业社区的“工匠精神”），制定“社区德治公约”（如倡导“轻声关门”“互助代收快递”等文明行为）；培育“社区道德评议团”（由老党员、乡贤、志愿者代表组成），通过“身边好人评选”“善行义举榜”等活动，树立“助老标兵”“调解能手”等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并积累“服务时长”，未来可兑换自身所需服务，以道德激励促进代际和谐。
（二）能力提升：培育“专业+多元”的领导力生态
实施“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全岗通4.0”培训（增加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介入等模块）、“社工导师制”（邀请退休干部、社会组织负责人带教），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激活“银龄领袖”资源，组建“银龄议事会”“老伙伴志愿者队”，鼓励低龄长者参与独居老人关爱、社区文化传承等工作（如静安区“老克勒”调解队已化解邻里纠纷数百起）。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环保、教育、助老等领域的专业组织发展。
（三）技术赋能：构建“智慧+温度”的治理场景
依托上海“一网统管”与“社区云”平台，打通政务、物业、公共服务数据壁垒，开发“社区需求热力图”“风险预警模型”等工具，实现精准服务推送（如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监测提醒、针对双职工家庭的课后托管需求响应）。推广“数字适老”服务，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智能帮办”专窗，培训社工担任“数字导引员”，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探索“AI+社区治理”场景，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12345热线诉求，预判高频问题并提前介入。
（四）文化浸润：厚植“共建共享”的社区认同
通过“社区公约”“邻里节”“楼组微更新”等活动，培育“熟人社区”的情感联结。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资源（如石库门里弄的记忆、产业社区的工业遗产），打造“一社区一品牌”（如徐汇区“武康大楼”文化IP、杨浦区“工业锈带”文创空间），增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推广“参与式规划”，在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空间设计中引入居民投票、设计师驻场等机制，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共建者”。
五、浦东引领区的先行示范：立法授权下的制度创新试验田
作为改革开放引领区与授权立法区域，浦东新区可在社区治理领域开展更具突破性的探索：
立法先行：制定《浦东新区社区治理条例》，明确居委会、业委会运作规范、社区基金会设立条件、多元主体权责边界等事项，为全市乃至全国提供制度样本。
技术试验：依托张江科学城的数字技术优势，试点“社区数字孪生系统”，通过三维建模与实时数据交互，模拟社区人口流动、设施使用、风险预警等场景，辅助治理决策。
主体培育：设立和健全“社区创新基金”，支持社会组织、企业、高校联合开展治理模式实验（如“社区共享厨房”“代际共融空间”），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六、结语：以社区之治推动城市之兴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始于社区的温暖与活力。从《意见》的顶层设计到上海的基层实践，从“一网统管”的技术赋能到银龄长者的经验传承，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的每一步探索，都在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添砖加瓦。正如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言：“城市最珍贵的品质，来自于街道眼里的注视与邻里间的对话。”当上海的每一个社区都能成为“有温度的家园、有活力的单元、有智慧的节点”，这座城市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出更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篇章。
2025年9月11日
引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与社区基石作用
20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擘画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战略蓝图。这一文件不仅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指引，更将“治理增效”列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核心任务之一，凸显了基层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地位。《意见》强调“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加强城市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对“城市的核心是人”这一本质命题的深刻回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脚于社区的宜居性、服务的精准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上海作为常住人口超2400万的超大城市，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先行者”与“压力测试场”。这里既有陆家嘴的摩天楼宇，也有弄堂里的烟火人家；既有全球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接近40%）、社区类型多元（老旧小区、国际社区、产业社区并存）、治理需求分层等复杂挑战。在《意见》明确的“2030年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基本建成”目标框架下，上海能否率先实现“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标杆示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这一“城市细胞”的活力与韧性，更取决于社区治理模式与领导力的创新突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社区是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程度，直接映射着城市治理的整体水平。
一、背景与方位：中央战略导向下的上海使命
《意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系统阐释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它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结构优化（如新旧动能转换）、品质提升（如人居环境改善）、绿色转型（如低碳韧性）、文脉赓续（如历史风貌保护）、治理增效（如多元主体协同）的有机统一。其中，“治理增效”被置于关键位置，要求通过完善工作体系、推动智慧化精细化、加强社会治理，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上海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超大城市”的综合基础与“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上海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网络（如“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数字平台）、丰富的治理经验（如“全岗通”社工机制、“三驾马车”协调模式）、多元的主体生态（如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志愿者群体广泛参与）。更重要的是，上海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定位，需要在破解“大城市病”、平衡效率与公平、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方面提供“上海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一要求在《意见》“智慧化精细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部署中得到了深化与拓展。
二、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社区是城市的“微单元”，也是居民感知城市温度的“第一现场”。在《意见》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六大特征中，“宜居”“韧性”“文明”“智慧”均需通过社区层面的具体实践落地：宜居社区需要精准的公共服务供给（如养老托育、加装电梯），韧性社区需要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如防汛防台、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文明社区需要深厚的文化浸润（如邻里互助、社区公约），智慧社区需要前沿的技术赋能（如数字孪生、AI服务）。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两个核心支撑——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与社区领导力的创新。
所谓“社区治理体系”，是指在党建引领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运作的制度框架。上海近年来探索的“社区云”平台、“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全岗通”社工培养模式，均是对这一体系的优化。而“社区领导力”则超越了传统的“管理者权威”，更强调在多元利益博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激发活力的能力——它既包括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也包括社区工作者的服务执行力，还包括社区达人、志愿者、银龄长者等“非正式领袖”的影响力。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领导力是将人的愿景提升到更高境界，将人的绩效推到更高标准”，在社区场域中，这种领导力表现为对居民需求的敏锐洞察、对矛盾冲突的柔性化解、对创新实践的主动引领。
三、现实挑战：上海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瓶颈与痛点
尽管上海在社区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面对《意见》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仍存在若干亟待突破的瓶颈：
其一，多元主体协同的“化学反应”不足。尽管“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协调机制已普遍建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常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部分业委会成员专业能力不足（如财务、法律知识欠缺），物业服务企业逐利性与公共性失衡（如公共收益不透明），居民参与度呈现“选择性活跃”（仅关注停车费、垃圾箱等直接利益问题），导致治理合力难以形成。
其二，社区领导力的“结构性短缺”。一方面，社区工作者队伍面临“人少事多”的压力——上海平均每个居委会管辖约3000-5000户，社工需同时处理民政、计生、综治等数十类事务，精力分散于“应急灭火”而非“主动服务”；另一方面，社区中的“非正式领袖”（如退休教师、律师、企业家等）尚未充分激活，其专业知识与威望未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三“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较弱。尽管上海已推广党建引领下的“三驾马车”协调模式，但自治的活力、法治的刚性、德治的柔性尚未形成有效互补：部分社区自治章程流于形式（如居民公约缺乏约束力），法治保障存在短板（如物业纠纷调解依赖行政介入而非法律途径），德治载体不够丰富（如邻里互助文化未充分转化为治理资源）。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常因低层住户反对陷入僵局，既需要法治明确权益分配规则（如《民法典》第278条的表决程序），也需要德治通过“楼组长劝说”“受益住户补偿”等方式化解矛盾，更需要自治通过“业主协商会”找到最大公约数——三者缺一不可的协同机制在实际中尚未成熟。
其四，技术赋能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尽管上海已建成“一网统管”平台，覆盖200余类城市运行体征数据，但在社区层面仍存在“数据孤岛”（如物业台账与政务系统不互通）、“技术鸿沟”（老年群体使用智能终端困难）、“工具异化”（过度依赖线上平台导致面对面服务弱化）等问题。例如，部分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安装了智能监测设备，但缺乏人工回访的“温度补充”，反而加剧了“数字排斥”。
其五，老龄化社会的“适配性挑战”。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近40%，部分社区甚至超过45%，但现有治理模式对银龄群体的需求响应不足：一方面，老年居民对适老化设施（如无障碍通道、电梯）、健康服务（如家庭医生签约）、精神文化（如老年大学）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大量低龄健康长者（60-75岁）蕴含着丰富的“银发资源”（如社区调解、文体活动组织），却未被有效纳入治理体系。
四、面向“十五五”的破局路径：上海的探索方向
作为“十四五”与“十五五”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上海需以《意见》为指引，在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中率先突破，重点可从以下维度发力：
（一）制度创新：完善“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化“社区大党委”机制，推动街道党工委统筹辖区单位、两新组织等资源，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对接平台。优化“三驾马车”协同规则，通过立法明确业委会权责边界（如参考浦东新区试点《业委会工作指引》），推广物业服务企业“星级评定”与信用管理，强化居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如设立“社区议事日”“线上提案平台”）。重点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
自治强基：修订《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指导社区制定“个性化自治章程”，将加装电梯、宠物管理、公共空间使用等高频事项纳入居民公约，配套建立“公约履约评议机制”（如由居民代表组成评议小组，对违约行为进行公示与劝导）；推广“楼组微自治”模式，在老旧小区以楼栋为单位成立“自治小组”，通过“邻里议事会”协商解决楼道堆物、照明维修等“关键小事”，激活基层自治的“末梢神经”。
法治护航：在社区设立“法治服务站”，整合社区法律顾问、法官工作室、公证联络点等资源，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法律咨询、纠纷调解与普法宣传（如针对加装电梯、物业费调整等矛盾高发领域，编制“法律指引手册”）；推广“物业纠纷调解前置程序”，要求物业公司、业委会在诉诸法院前必须通过社区调解委员会或街道司法所进行协商，降低司法成本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
德治润心：挖掘社区文化基因（如石库门里弄的“睦邻传统”、产业社区的“工匠精神”），制定“社区德治公约”（如倡导“轻声关门”“互助代收快递”等文明行为）；培育“社区道德评议团”（由老党员、乡贤、志愿者代表组成），通过“身边好人评选”“善行义举榜”等活动，树立“助老标兵”“调解能手”等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并积累“服务时长”，未来可兑换自身所需服务，以道德激励促进代际和谐。
（二）能力提升：培育“专业+多元”的领导力生态
实施“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全岗通4.0”培训（增加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介入等模块）、“社工导师制”（邀请退休干部、社会组织负责人带教），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激活“银龄领袖”资源，组建“银龄议事会”“老伙伴志愿者队”，鼓励低龄长者参与独居老人关爱、社区文化传承等工作（如静安区“老克勒”调解队已化解邻里纠纷数百起）。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环保、教育、助老等领域的专业组织发展。
（三）技术赋能：构建“智慧+温度”的治理场景
依托上海“一网统管”与“社区云”平台，打通政务、物业、公共服务数据壁垒，开发“社区需求热力图”“风险预警模型”等工具，实现精准服务推送（如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监测提醒、针对双职工家庭的课后托管需求响应）。推广“数字适老”服务，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智能帮办”专窗，培训社工担任“数字导引员”，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探索“AI+社区治理”场景，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12345热线诉求，预判高频问题并提前介入。
（四）文化浸润：厚植“共建共享”的社区认同
通过“社区公约”“邻里节”“楼组微更新”等活动，培育“熟人社区”的情感联结。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资源（如石库门里弄的记忆、产业社区的工业遗产），打造“一社区一品牌”（如徐汇区“武康大楼”文化IP、杨浦区“工业锈带”文创空间），增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推广“参与式规划”，在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空间设计中引入居民投票、设计师驻场等机制，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共建者”。
五、浦东引领区的先行示范：立法授权下的制度创新试验田
作为改革开放引领区与授权立法区域，浦东新区可在社区治理领域开展更具突破性的探索：
立法先行：制定《浦东新区社区治理条例》，明确居委会、业委会运作规范、社区基金会设立条件、多元主体权责边界等事项，为全市乃至全国提供制度样本。
技术试验：依托张江科学城的数字技术优势，试点“社区数字孪生系统”，通过三维建模与实时数据交互，模拟社区人口流动、设施使用、风险预警等场景，辅助治理决策。
主体培育：设立和健全“社区创新基金”，支持社会组织、企业、高校联合开展治理模式实验（如“社区共享厨房”“代际共融空间”），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六、结语：以社区之治推动城市之兴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始于社区的温暖与活力。从《意见》的顶层设计到上海的基层实践，从“一网统管”的技术赋能到银龄长者的经验传承，社区治理与领导力创新的每一步探索，都在为“现代化人民城市”添砖加瓦。正如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言：“城市最珍贵的品质，来自于街道眼里的注视与邻里间的对话。”当上海的每一个社区都能成为“有温度的家园、有活力的单元、有智慧的节点”，这座城市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出更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篇章。
2025年9月11日
责任编辑：杨骁希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