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张岩

抗卫二大队骨干接受训练

有着5年6个月光辉历程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在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血火淬炼中发展壮大，其英雄足迹成为浦东红色记忆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16字方针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沦陷，人民处于侵略者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浦东的东海之滨出现了三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是：由共产党员周大根领导的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由南汇二区区长连柏生领导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以及由林俊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1938年11月1日，边抗四大在朱家店施湾镇境内成功地伏击了外出扫荡的日伪军，首战告捷，打响了浦东抗战的第一枪。
1939年6月，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东海之滨抗日武装的快速发展，也遭到了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及一次次扫荡。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浦东抗日武装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壮丽的篇章。1938年12月16日，保卫二中的周大根等共28名指战员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边抗四大也于1939年夏从浦东转移到宝山、崇明等地继续抗日。仅剩下的抗卫二大在连续作战中也伤亡重大，牺牲了一批指战员。
为了加强对浦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0年4月经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浦东抗日武装抗卫二大及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划归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简称“江抗”）领导。对浦东来讲，领导体制的重大调整，是浦东红色记忆中的一件大事。从1940年4月开始，浦东的抗日武装与新四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江抗的领导下，这一刻也成了浦东新四军武装的起始点，值得骄傲。
江苏省委的决定传达后，抗卫二大的连柏生、王义生、王才林、林达等一批骨干到江抗教导队学习。学习期间，新四军首长谭震林亲自和连柏生谈话，指示连柏生在浦东暂时不能亮新四军的牌子，而要坚持“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为了贯彻新四军首长交代的16字方针，达到“灰色隐蔽”的目的，1940年9月，抗卫二大通过关系获得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王才林为副支队长。

朱家店伏击战纪念碑

南渡浙东
1941年4月23日，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等地相继沦陷，落入日军之手。党中央审时度势，并迅速作出在三北地区（指余姚北、慈溪北、镇海北）创立游击根据地，增辟新的战略基地的战略决策。
挺进浙东，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任务，下达给了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1941年5月10日，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领的第一批南渡战士50多人，作为先遣队，乘书院地区爱国海运人士黄矮弟的高梢船从小洼港出发，成功地渡过杭州湾抵达浙东，历史记录了“南渡浙东第一船”。6月16日，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蔡群帆及林达率领的第二批136名指战员，也成功南渡抵达浙东。南渡浙东的两批指战员汇合后，于6月18日在慈溪庵东的相公殿附近，成功地伏击了外出抢劫的日军。击毙、伤日军各8人，而我抗日武装无一伤亡。一周后，再次在相公殿伏击了日军。相公殿两次皆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浙东抗战史上被誉为“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自1941年5月至9月，浦东900多名指战员分七批南渡浙东，不仅成就了我军建军史上大规模海上运兵，也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基建力量。1942年8月，党领导的三北游击司令部（全称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建立。司令员何克希，副司令员连柏生，政治委员谭启龙，所辖第三、第四、第五支队，支队长均为能攻善战的浦东指战员。
从1941年5月浦东抗日武装南渡，到1945年9月新四军纵队北撤，4年多时间里，在抗击日伪军和顽固派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浙东抗日根据地也成为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峥嵘岁月
1942年6月浦东淞沪支队整体南渡浙东后，日伪政权对上海近郊的浦东地区开展了更加残酷的“清乡”，尤其是日军梅机关常驻在川沙、南汇、奉贤的三个特务班，更加嚣张，四处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志士，浦东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打破日伪政权的“清乡”计划，经浙东区委研究，派朱亚民率领12人的短枪队重返浦东，并在浦东重新启用淞沪支队的番号。朱亚民率领的抗日健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通过灵活的游击战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5月，淞沪支队改称为浦东支队，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
一支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武装，能坚持在大城市上海的郊区坚持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尤其是1944年8月的朱家店伏击战、1945年1月营救美国飞虎队员托勒特，被载入史册。
1945年3月5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新浙东报》上，发表了记者梁山的长篇报道《新四军在浦东》。长篇报道对地处上海市郊区浦东的重要地位，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成功经验，作了认真调研，对新四军在上海近郊坚持抗日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

打响伏击战的朱家店五灶港石桥（现状）作者供图

新的战场
1945年8月18日，浦东地区新四军淞沪支队攻克了南汇县的日伪军据点李家桥，全歼伪军6个连，又乘胜接连攻克了南汇县城、大团镇、六灶、新场等伪军大小据点，南汇地区基本解放。8月30日，淞沪支队一部进入南汇县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后在大团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张桂芳。
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和平大局，中共主动提出撤离包括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浙东区委接到北撤的电报后，紧急部署，兵分三路，泪别浙东。北撤中，抗战在浦江两岸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担任了抢占浦东奉贤地区黄浦江两岸渡口，控制北上通道的任务，同时准备好渡江船只，扫清障碍，筹集好粮草、经费等物资，掩护、接应浙东部队的北撤。至10月16日，浙东部队分批渡过了黄浦江，到达青浦的观音堂地区。
淞沪支队完成接应、掩护任务后，也随主力整体北撤。在观音堂与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会合后，随即整编为浙东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为张席珍（朱亚民因战斗中受重伤撤离治疗），政委陈伟达，支队指战员超过了1000人。此后，新四军淞沪支队的番号被画上了句号。浦东儿女随纵队一路北撤至江苏涟水，经整编后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
（作者系浦东新区政协原副秘书长，浦东新区文史学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