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海地铁4号线都会有一段播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唱响，有前往国歌展示馆的旅客……”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在特殊的年代诞生于上海，又传遍大江南北，甚至唱响海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段旋律？
唱响时代之歌
如今的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砖木结构的连毗式住宅，深红色砖块在米黄色墙壁上勾勒出挺拔的轮廓。
1935年，这里还叫霞飞路。狭窄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年轻人，在邻居印象里，他总是动静不小：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这个才23岁的年轻人，正是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聂耳。
1930年，为进行革命斗争，18岁的聂耳从云南取道越南来到上海。他栖身于云丰申庄当店员，店面几百米外的汇山码头，日本军舰的炮口森然指向这座城市。
东北沦陷后，感受到亡国危机的聂耳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结识了左翼文化领袖田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战争的残酷与惨烈震撼的同时，聂耳也深深为战士们的志气与追求所鼓舞。战士们告诉聂耳，“我们需要中国的《马赛曲》”。
聂耳在日记中写下誓言：“音乐要成为剖开黑暗的刀！”1932年，聂耳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在聂耳看来，音乐是“代替大众在呐喊”，他要求自己必须深入一线，创作革命的音乐。
1934年，《风云儿女》筹拍。编剧田汉写下剧本梗概后被捕，聂耳不顾个人安危，找到接手剧本的夏衍和导演许幸之，主动要求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
聂耳经常拿着小喇叭，把曲子吹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听，请他们多提意见。为了更易于传唱，聂耳将田汉原词结尾的“前进！前进！”改为“前进！前进！前进！进！”。
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正片开始之前，男声合唱版的《义勇军进行曲》就被播放了两遍。
共振救亡强音
《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离不开上海本地歌咏活动的兴盛。
民众歌咏会的领导者之一、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刘良模，是国歌重要的传唱人。
“我祖父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激动，他知道这首歌一定能传开。”刘良模长孙、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新说。
如刘良模所料，《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各个进步集会几乎必唱的曲目。
1936年6月14日，刘良模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了一场约有5000人参加的抗日歌咏大会。刘新说：“为了阻挠这次歌咏活动，体育场举办了一场足球赛。我祖父和歌咏队，就趁着裁判吹哨休息的时间，占据最高处，开始唱起来。”当《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时，本来正驱赶人群的军警也停下了，加入歌咏队伍中。《申报》记载了当时的场景：“每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场屏息，声振屋瓦。”
1937年8月，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后，刘良模成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的负责人。为了教唱抗日歌曲，他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
外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和《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都提到1937年他在中国看到刘良模教唱群众时的场景：“里面大约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每一唱句都是一个口号，展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释放出来了……”
寰宇同此回响
1939年7月7日，一部真实记录了中国战场的电影《四万万人民》公映。这部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于1938年拍摄的电影，记录了中国群众在一次升旗仪式上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接触到这首日后传播更广、影响更大的中国歌曲。
1941年11月，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碰面。一众歌曲中，《义勇军进行曲》打动了罗伯逊，他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表达了包括中国人和黑人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者争取解放的决心。他开始跟着刘良模用中文学唱这首歌。
几周后，纽约城市学院莱维森体育场举办罗伯逊户外音乐会。在现场，罗伯逊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抗战歌曲，向中国人民致敬，这首歌就是《起来》！”
刘良模在回忆录中写道：罗伯逊用流利的中文唱了这首歌。
音乐会之后，刘良模与田汉进行了沟通，将歌词译为英文。尔后，罗伯逊又继续和刘良模合作，录制了一张名为《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 Lai：Songs of New China）的唱片。
1944年，这首歌成为印度德里电台对华广播的开场曲。194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龙种》，也选择将它作为插曲……在国际上，《起来》渐渐成为象征中国人民不屈抗争的进步歌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各处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