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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间传说开州唐代进士李潼被唐王御封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一、历史记载与地方传说的交汇
在重庆开州 (原开县) 的历史文化中，流传着唐僖宗御封当地人士李潼为 "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这一说法将地方历史人物与帝王御封的荣誉联系在一起，不仅关乎个人历史地位的确立，更涉及对唐代晚期政治文化背景的理解。本文旨在对这一说法进行全面考证，探究其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研究范围包括：该说法的来源出处、李潼的真实身份、唐僖宗封赠史实的真实性，以及 "三绝" 称号的具体指向与历史背景。
通过综合分析各类历史资料，包括正史记载、地方志书、文人笔记以及地方传说，本文试图还原历史场景，厘清事实真相，评估这一说法的历史可信度及其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考证过程将秉持史料互证、多方参验的原则，既重视文献记载的权威性，也关注民间传说的历史记忆价值。
二、"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说法的来源考证
2.1 文献记载中的 "行在三绝" 诏书
关于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之一的说法，目前可见的最早文字记载来自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禛 (号渔洋山人) 的笔记体著作《香祖笔记》。该书卷三记载：
"唐文宗太和中，诏以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三绝，命翰林学士为之赞。僖宗广明元年，车驾幸蜀，诏曰：' 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 唐代留意风雅如此，谈之芬人齿颊。"
这段记载明确提到唐僖宗在广明元年 (880 年) 避难蜀地期间，下诏封李潼、孙樵、司空图三人为 "行在三绝"，分别表彰他们的 "曾闵之行"(孝顺德行)、"扬马之文"(文学才华) 和 "巢许之风"(隐逸高节)。这一记载是目前支持 "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说法的最直接文献依据。
此外，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三 "相三" 中，也有关于李潼的记载："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 这表明李潼确为唐代人物，曾为开州人 (今重庆开州区) 。
2.2 地方志中的李潼记载
在地方志方面，《开县志》(道光版) 中对李潼有简略记载："唐 李潼，旧志见省志，年代无考。" 同时，民国《开县志》也记载："唐 李潼，旧志见省志，年代无考。按太平广记李崔二人当与开州刺史韦处厚遊，盖亦唐宪宗时人也（805～820 年，永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五年庚子）。" 这表明在地方史志中，李潼被确认为唐代开州人士，与韦处厚同时代，但并未提及唐僖宗御封之事。
另一地方志资料《重庆开县历史文化》中提到："开县从隋朝（公元 581 年）实行开科取士至清朝嘉庆（1796 年）的 1200 多年里，登甲榜成为进士的仅 3 人（唐，李潼、崔冲；明，汪瀚）"，再次确认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但同样未涉及唐僖宗封赠的记载。
2.3 地方传说与民间记忆
在开州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李潼被视为当地历史文化名人，与唐僖宗的御封传说相联系。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记录这些传说的文献资料，但在地方文化传承中，这一说法通过口头传统和文化记忆得以延续。根据一些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观点，这类传说往往包含着历史事实的 "层累" 建构，可能基于某些历史事件而逐渐丰富发展。
综合来看，"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主要来源于《香祖笔记》的记载，而地方史志仅记载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未提及御封之事。这表明该说法可能是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有文献依据，也有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
三、李潼的真实身份考证
3.1 李潼的历史记载与身份背景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李潼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记载较为简略。综合各类资料，可以勾勒出以下信息：
1. 时代背景：李潼主要活跃于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 (9 世纪)，与韦处厚 (773-828 年)、孙樵 (约 825 - 约 885 年)、司空图 (837-908 年) 等历史人物同时代。
1. 籍贯信息：李潼为唐代开州 (今重庆市开州区) 人士，是当地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开县志》明确记载他为 "唐 李潼"，并提到他与韦处厚有交往。
1. 政治身份：根据《香祖笔记》记载，唐僖宗时期，李潼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这是一个从三品的官职，主要负责规谏皇帝、侍从顾问等职责。
1. 品德修养：《香祖笔记》中提到李潼有 "曾、闵之行"，即具有孔子弟子曾参 (曾子) 和闵损 (闵子骞) 那样的孝行与德行，这是他被唐僖宗表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李潼与韦处厚的交往
李潼的生平事迹中，与韦处厚的交往是一个重要方面。《太平广记》记载："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 韦处厚 (773-828 年) 是唐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816 年) 被贬为开州刺史，在任期间对开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有重要贡献。
韦处厚在开州期间，李潼与崔冲两位进士曾前往拜访，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段交往表明李潼在当地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且与当时的地方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同时，这也为李潼的生活年代提供了线索 —— 他可能活跃于唐宪宗时期 (805-820 年)，与韦处厚同时代。
3.3 李潼与唐僖宗时期的政治环境
李潼在唐僖宗时期担任右散骑常侍，这一职位表明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地位。唐僖宗李儇 (862-888 年) 在位期间，唐朝已经进入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特别是黄巢起义 (875-884 年) 给唐朝统治带来了沉重打击。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这一事件被称为 "僖宗幸蜀"。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李潼作为唐朝官员，可能随唐僖宗流亡四川，并在流亡政府中任职。《香祖笔记》中提到的唐僖宗诏书，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颁布的。
3.4 李潼的历史形象与评价
从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李潼在历史上主要以孝行和德行著称。《香祖笔记》记载唐僖宗评价他有 "曾、闵之行"，即具备儒家传统中推崇的孝道和高尚品德。这一评价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高度认可。
此外，李潼作为开州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在地方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开州地方志将其列为当地历史名人，与刘伯承等开州杰出人物并列，可见其在地方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性。
综合来看，李潼是唐代开州的一位进士，活跃于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曾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以孝行和德行著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交往。虽然历史记载有限，但可以确认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地方和中央层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唐僖宗封赠李潼史实的真实性考证
4.1 唐僖宗诏书的历史背景与内容
根据《香祖笔记》的记载，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在逃亡四川期间，颁布诏书称："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 这一诏书的背景是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被迫逃往四川，建立临时流亡政府 ("行在")。
诏书内容表彰了三位人物的杰出品质：李潼的孝行、孙樵的文学才华、司空图的高节。唐僖宗希望通过表彰这三位人物，彰显唐朝 "中兴之德"，激励士气，重振王朝威望。这一诏书的颁布时间是在唐朝面临严重统治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
4.2 诏书来源的可信度分析
《香祖笔记》的作者王士禛 (1634-1711 年) 是清初著名学者、文学家，他的笔记著作以资料丰富、考据严谨著称。《香祖笔记》卷三记载的这一诏书，被认为是目前关于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主要文献依据。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王士禛的记载并非直接引用唐代原始文献，而是转述前人的记录。因此，这一诏书的原始出处及其真实性需要进一步考证。在现存的唐代原始史料，如《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并未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
4.3 相关历史人物的交叉验证
虽然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但诏书提到的另外两位人物孙樵和司空图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且他们的生平事迹与诏书内容相符：
1.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唐宣宗大中九年 (855 年) 进士，官至职方郎中。他是唐代古文运动后期的重要作家，文风接近韩愈，著有《孙可之集》。《新唐书》有传，记载其 "有扬、马之文" 的文学才华。
1.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 (今山西永济) 人，唐懿宗咸通十年 (869 年) 进士，著名诗人、诗论家，著有《二十四诗品》。他在唐僖宗时期曾官至中书舍人，后因不满朝政混乱而隐居中条山，以高节著称。《新唐书》记载其 "有巢、许之风"，即具有巢父、许由那样的隐逸高节。
孙樵和司空图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在唐僖宗时期的活动，为诏书内容的可信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孙樵在《孙可之集》的自序中提到："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伦，旌其才行"，与诏书内容相符，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事件的可信度。
4.4 唐僖宗幸蜀期间的政治行为分析
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亡生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唐僖宗及其流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任命官员、颁布诏书、表彰臣下等，以维持王朝统治。
根据历史记载，唐僖宗在流亡期间确实有过表彰臣下的行为。例如，他曾下诏表彰李克用等将领在平定黄巢起义中的功绩。此外，唐僖宗在四川期间还曾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显示出他试图在流亡中维持唐朝文化传统的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唐僖宗为了彰显 "中兴之德"，表彰李潼、孙樵、司空图等臣下的行为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时，通过表彰具有传统美德的臣下，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作用，从这个意义 上说，表彰李潼有有曾、闵之行当是事实。
4.5 唐代 "三绝" 称号的历史传统
唐代历史上确实存在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最著名的是唐文宗太和年间 (827-835 年)，下诏以 "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 为 "三绝"。《新唐书・文艺传》明确记载了这一事件："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 ' 三绝 '。"
此外，唐代还有其他关于 "三绝" 的记载，如《图画见闻志》中提到的 "应天三绝"，指的是唐代画家孙位、张南本和草书僧梦归在成都应天寺的合作作品。这些例子表明，唐代帝王和官方确实有以 "三绝" 来表彰杰出人物或作品的传统。
唐僖宗御封李潼等人为 "行在三绝"，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特别是在唐文宗已经御封 "三绝" 的情况下，唐僖宗在流亡期间再次使用这一称号，既有继承前代传统的意味，也有在特殊历史时期彰显王朝文化正统的意图。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但从诏书来源的可信度、相关历史人物的交叉验证、唐僖宗流亡期间的政治行为以及唐代 "三绝" 称号的历史传统等方面来看，这一事件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性。特别是《香祖笔记》的记载与孙樵、司空图的生平事迹相符，进一步增强了其可信度。
五、"三绝" 称号的具体指向与历史背景
5.1 "三绝" 称号的历史演变与多重含义
在唐代历史上，"三绝" 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和指向，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理解。总体而言，"三绝" 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
1. 帝王御封的官方称号：最著名的是唐文宗御封的 "三绝"—— 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新唐书》明确记载："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 ' 三绝 '。" 这是官方正式认可的 "三绝" 称号。
1. 艺术领域的并称：如《图画见闻志》中提到的 "应天三绝"，指的是唐代画家孙位、张南本和草书僧梦归在成都应天寺的合作作品，被誉为 "书画歌行，一日而就" 的艺术奇观。
1. 人物品德或才能的赞誉：如《新唐书・李揆传》中提到的 "三绝"，指的是李揆的门第、人物、文学三方面的卓越表现。
1. 地方或民间的俗称：一些地方或民间团体对当地杰出人物或事物的称呼，这类 "三绝" 通常没有官方正式认可。
唐僖宗诏书提到的 "行在三绝"，可以归入第一种类型，即帝王御封的官方称号，但与唐文宗的 "三绝" 相比，其政治象征意义更为明显，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物的表彰。
5.2 唐僖宗 "行在三绝" 的具体指向
根据《香祖笔记》的记载，唐僖宗诏书表彰的 "行在三绝" 具体指向如下：
1. 李潼："有曾、闵之行"，即具有孔子弟子曾参 (曾子) 和闵损 (闵子骞) 那样的孝行与德行。曾参以孝著称，被尊为 "宗圣"；闵损也是著名的孝子，以德行高尚闻名。唐僖宗以此评价李潼，强调的是他的道德品质。
1. 孙樵："有扬、马之文"，即具有扬雄和司马相如那样的文学才华。扬雄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等；司马相如是西汉辞赋大家，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唐僖宗以此评价孙樵，强调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1. 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即具有巢父和许由那样的高风亮节。巢父和许由是传说中的上古隐士，以淡泊名利、隐居不仕著称。唐僖宗以此评价司空图，强调的是他的品格操守。
这三位人物分别在道德、文学、品格三个方面表现突出，被唐僖宗誉为 "行在三绝"，即流亡政府中的三位杰出人物。诏书希望通过表彰他们，"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即彰显唐朝中兴的德政，激励士气，重振王朝威望。
5.3 唐僖宗 "行在三绝" 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意义
唐僖宗御封 "行在三绝" 的历史背景是黄巢起义和唐朝的流亡状态。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建立临时流亡政府 ("行在")。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唐僖宗及其流亡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唐僖宗颁布诏书表彰李潼、孙樵、司空图三人，具有多重政治意义：
1. 彰显文化正统：尽管处于流亡状态，唐僖宗仍然通过表彰文化精英来显示唐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强调即使在艰难时期，唐朝仍然重视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
1. 凝聚人心士气：通过表彰杰出人物，可以激励臣下忠诚效命，增强流亡政府的凝聚力和士气，为恢复唐朝统治做准备。
1. 树立道德榜样：表彰李潼的孝行、孙樵的文学才华、司空图的高节，为臣民树立道德和才能的榜样，引导社会风气。
1. 暗示中兴希望：诏书提到 "以章有唐中兴之德"，暗示即使在困境中，唐朝仍有中兴的希望，通过表彰贤臣来预示未来的复兴。
从历史角度看，唐僖宗的这一举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行为，既延续了唐代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尽管最终唐朝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兴，但这一诏书反映了唐僖宗试图通过文化和道德手段来维持王朝统治的努力。
5.4 "三绝" 称号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在开州的地方文化建构中，"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具有重要意义：
1. 提升地方历史地位：将本地历史人物与帝王御封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开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增强了地方文化自豪感。
1. 丰富地方文化内涵：这一说法为开州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内涵。
1. 强化文化认同：通过将李潼塑造为 "三绝" 人物，强化了开州人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促进文化传承：这一说法成为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 (如民间传说、地方戏曲、文化活动等) 得以延续和发展。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可能是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有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它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和推崇，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六、结论：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的辩证统一
6.1 考证结论：说法的历史真实性评估
基于对各类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关于 "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李潼的身份真实：李潼是唐代开州 (今重庆市开州区) 人士，唐宪宗时期的进士，曾与开州刺史韦处厚交往。唐僖宗时期，他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以孝行和德行著称。这一身份得到了地方志和历史文献的支持，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度。
1. 唐僖宗诏书的历史记载：《香祖笔记》记载了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 在流亡四川期间颁布诏书，御封李潼、孙樵、司空图为 "行在三绝"。尽管这一记载并非直接来自唐代原始文献，但王士禛作为清初著名学者，其记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外，孙樵和司空图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在唐僖宗时期的活动，也为这一诏书提供了佐证。
1. "三绝" 称号的历史背景：唐代确实存在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如唐文宗御封 "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 为 "三绝"。唐僖宗在流亡期间御封 "行在三绝"，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真实性。
1. 开州地方志的记载：开州地方志确认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但并未提及唐僖宗御封之事。这表明地方史志可能更注重可考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御封的说法可能主要来自其他文献或民间传说。
综合来看，"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也存在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唐僖宗可能确实在流亡期间表彰了李潼的德行，但 "三绝" 这一称号的具体使用可能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有所演变和丰富。
6.2 文化意义：历史叙事与地方认同的建构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具有重要价值：
1. 历史记忆的保存：这一说法保存了关于李潼的历史记忆，使这位在正史中记载有限的历史人物能够通过地方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1. 地方认同的强化：通过将李潼塑造为 "三绝" 人物，强化了开州人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文化传统的延续：这一说法延续了唐代 "三绝" 称号的文化传统，使这一文化符号在地方层面得到传承和发展。
1. 历史叙事的建构：这一说法是地方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从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这一说法的价值不在于其历史细节的绝对真实性，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它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和推崇，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6.3 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启示
本研究对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以下启示：
1. 史料互证的重要性：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既要关注正史的记载，也要重视地方志、文人笔记、民间传说等多元史料，通过综合分析来逼近历史真相。
1. 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的辩证统一：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也要理解历史叙事的文化意义。许多历史说法可能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有文化建构的成分，应当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之间寻求辩证统一。
1. 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互动：地方历史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受到国家历史的影响。通过研究地方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1. 文化传承的多元路径：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包括文献记载、民间传说、文化活动等。这些路径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文化传承的丰富图景。
1. 历史记忆的社会功能：历史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通过研究历史记忆，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综上所述，"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也存在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这一说法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在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中，应当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之间寻求辩证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也理解历史叙事的文化功能。
（开州政协刘登平）
一、历史记载与地方传说的交汇
在重庆开州 (原开县) 的历史文化中，流传着唐僖宗御封当地人士李潼为 "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这一说法将地方历史人物与帝王御封的荣誉联系在一起，不仅关乎个人历史地位的确立，更涉及对唐代晚期政治文化背景的理解。本文旨在对这一说法进行全面考证，探究其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研究范围包括：该说法的来源出处、李潼的真实身份、唐僖宗封赠史实的真实性，以及 "三绝" 称号的具体指向与历史背景。
通过综合分析各类历史资料，包括正史记载、地方志书、文人笔记以及地方传说，本文试图还原历史场景，厘清事实真相，评估这一说法的历史可信度及其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考证过程将秉持史料互证、多方参验的原则，既重视文献记载的权威性，也关注民间传说的历史记忆价值。
二、"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说法的来源考证
2.1 文献记载中的 "行在三绝" 诏书
关于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之一的说法，目前可见的最早文字记载来自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禛 (号渔洋山人) 的笔记体著作《香祖笔记》。该书卷三记载：
"唐文宗太和中，诏以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三绝，命翰林学士为之赞。僖宗广明元年，车驾幸蜀，诏曰：' 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 唐代留意风雅如此，谈之芬人齿颊。"
这段记载明确提到唐僖宗在广明元年 (880 年) 避难蜀地期间，下诏封李潼、孙樵、司空图三人为 "行在三绝"，分别表彰他们的 "曾闵之行"(孝顺德行)、"扬马之文"(文学才华) 和 "巢许之风"(隐逸高节)。这一记载是目前支持 "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说法的最直接文献依据。
此外，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三 "相三" 中，也有关于李潼的记载："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 这表明李潼确为唐代人物，曾为开州人 (今重庆开州区) 。
2.2 地方志中的李潼记载
在地方志方面，《开县志》(道光版) 中对李潼有简略记载："唐 李潼，旧志见省志，年代无考。" 同时，民国《开县志》也记载："唐 李潼，旧志见省志，年代无考。按太平广记李崔二人当与开州刺史韦处厚遊，盖亦唐宪宗时人也（805～820 年，永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五年庚子）。" 这表明在地方史志中，李潼被确认为唐代开州人士，与韦处厚同时代，但并未提及唐僖宗御封之事。
另一地方志资料《重庆开县历史文化》中提到："开县从隋朝（公元 581 年）实行开科取士至清朝嘉庆（1796 年）的 1200 多年里，登甲榜成为进士的仅 3 人（唐，李潼、崔冲；明，汪瀚）"，再次确认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但同样未涉及唐僖宗封赠的记载。
2.3 地方传说与民间记忆
在开州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李潼被视为当地历史文化名人，与唐僖宗的御封传说相联系。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记录这些传说的文献资料，但在地方文化传承中，这一说法通过口头传统和文化记忆得以延续。根据一些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观点，这类传说往往包含着历史事实的 "层累" 建构，可能基于某些历史事件而逐渐丰富发展。
综合来看，"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主要来源于《香祖笔记》的记载，而地方史志仅记载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未提及御封之事。这表明该说法可能是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有文献依据，也有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
三、李潼的真实身份考证
3.1 李潼的历史记载与身份背景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李潼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记载较为简略。综合各类资料，可以勾勒出以下信息：
1. 时代背景：李潼主要活跃于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 (9 世纪)，与韦处厚 (773-828 年)、孙樵 (约 825 - 约 885 年)、司空图 (837-908 年) 等历史人物同时代。
1. 籍贯信息：李潼为唐代开州 (今重庆市开州区) 人士，是当地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开县志》明确记载他为 "唐 李潼"，并提到他与韦处厚有交往。
1. 政治身份：根据《香祖笔记》记载，唐僖宗时期，李潼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这是一个从三品的官职，主要负责规谏皇帝、侍从顾问等职责。
1. 品德修养：《香祖笔记》中提到李潼有 "曾、闵之行"，即具有孔子弟子曾参 (曾子) 和闵损 (闵子骞) 那样的孝行与德行，这是他被唐僖宗表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李潼与韦处厚的交往
李潼的生平事迹中，与韦处厚的交往是一个重要方面。《太平广记》记载："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 韦处厚 (773-828 年) 是唐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816 年) 被贬为开州刺史，在任期间对开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有重要贡献。
韦处厚在开州期间，李潼与崔冲两位进士曾前往拜访，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段交往表明李潼在当地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且与当时的地方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同时，这也为李潼的生活年代提供了线索 —— 他可能活跃于唐宪宗时期 (805-820 年)，与韦处厚同时代。
3.3 李潼与唐僖宗时期的政治环境
李潼在唐僖宗时期担任右散骑常侍，这一职位表明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地位。唐僖宗李儇 (862-888 年) 在位期间，唐朝已经进入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特别是黄巢起义 (875-884 年) 给唐朝统治带来了沉重打击。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这一事件被称为 "僖宗幸蜀"。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李潼作为唐朝官员，可能随唐僖宗流亡四川，并在流亡政府中任职。《香祖笔记》中提到的唐僖宗诏书，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颁布的。
3.4 李潼的历史形象与评价
从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李潼在历史上主要以孝行和德行著称。《香祖笔记》记载唐僖宗评价他有 "曾、闵之行"，即具备儒家传统中推崇的孝道和高尚品德。这一评价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高度认可。
此外，李潼作为开州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在地方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开州地方志将其列为当地历史名人，与刘伯承等开州杰出人物并列，可见其在地方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性。
综合来看，李潼是唐代开州的一位进士，活跃于唐宪宗至唐僖宗时期，曾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以孝行和德行著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交往。虽然历史记载有限，但可以确认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在地方和中央层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唐僖宗封赠李潼史实的真实性考证
4.1 唐僖宗诏书的历史背景与内容
根据《香祖笔记》的记载，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在逃亡四川期间，颁布诏书称："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 这一诏书的背景是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被迫逃往四川，建立临时流亡政府 ("行在")。
诏书内容表彰了三位人物的杰出品质：李潼的孝行、孙樵的文学才华、司空图的高节。唐僖宗希望通过表彰这三位人物，彰显唐朝 "中兴之德"，激励士气，重振王朝威望。这一诏书的颁布时间是在唐朝面临严重统治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
4.2 诏书来源的可信度分析
《香祖笔记》的作者王士禛 (1634-1711 年) 是清初著名学者、文学家，他的笔记著作以资料丰富、考据严谨著称。《香祖笔记》卷三记载的这一诏书，被认为是目前关于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主要文献依据。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王士禛的记载并非直接引用唐代原始文献，而是转述前人的记录。因此，这一诏书的原始出处及其真实性需要进一步考证。在现存的唐代原始史料，如《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并未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
4.3 相关历史人物的交叉验证
虽然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但诏书提到的另外两位人物孙樵和司空图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且他们的生平事迹与诏书内容相符：
1. 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唐宣宗大中九年 (855 年) 进士，官至职方郎中。他是唐代古文运动后期的重要作家，文风接近韩愈，著有《孙可之集》。《新唐书》有传，记载其 "有扬、马之文" 的文学才华。
1.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 (今山西永济) 人，唐懿宗咸通十年 (869 年) 进士，著名诗人、诗论家，著有《二十四诗品》。他在唐僖宗时期曾官至中书舍人，后因不满朝政混乱而隐居中条山，以高节著称。《新唐书》记载其 "有巢、许之风"，即具有巢父、许由那样的隐逸高节。
孙樵和司空图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在唐僖宗时期的活动，为诏书内容的可信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孙樵在《孙可之集》的自序中提到："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伦，旌其才行"，与诏书内容相符，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事件的可信度。
4.4 唐僖宗幸蜀期间的政治行为分析
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亡生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唐僖宗及其流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任命官员、颁布诏书、表彰臣下等，以维持王朝统治。
根据历史记载，唐僖宗在流亡期间确实有过表彰臣下的行为。例如，他曾下诏表彰李克用等将领在平定黄巢起义中的功绩。此外，唐僖宗在四川期间还曾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显示出他试图在流亡中维持唐朝文化传统的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唐僖宗为了彰显 "中兴之德"，表彰李潼、孙樵、司空图等臣下的行为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时，通过表彰具有传统美德的臣下，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作用，从这个意义 上说，表彰李潼有有曾、闵之行当是事实。
4.5 唐代 "三绝" 称号的历史传统
唐代历史上确实存在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最著名的是唐文宗太和年间 (827-835 年)，下诏以 "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 为 "三绝"。《新唐书・文艺传》明确记载了这一事件："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 ' 三绝 '。"
此外，唐代还有其他关于 "三绝" 的记载，如《图画见闻志》中提到的 "应天三绝"，指的是唐代画家孙位、张南本和草书僧梦归在成都应天寺的合作作品。这些例子表明，唐代帝王和官方确实有以 "三绝" 来表彰杰出人物或作品的传统。
唐僖宗御封李潼等人为 "行在三绝"，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特别是在唐文宗已经御封 "三绝" 的情况下，唐僖宗在流亡期间再次使用这一称号，既有继承前代传统的意味，也有在特殊历史时期彰显王朝文化正统的意图。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唐僖宗御封李潼为 "三绝" 的事件，但从诏书来源的可信度、相关历史人物的交叉验证、唐僖宗流亡期间的政治行为以及唐代 "三绝" 称号的历史传统等方面来看，这一事件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性。特别是《香祖笔记》的记载与孙樵、司空图的生平事迹相符，进一步增强了其可信度。
五、"三绝" 称号的具体指向与历史背景
5.1 "三绝" 称号的历史演变与多重含义
在唐代历史上，"三绝" 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和指向，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理解。总体而言，"三绝" 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
1. 帝王御封的官方称号：最著名的是唐文宗御封的 "三绝"—— 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新唐书》明确记载："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 ' 三绝 '。" 这是官方正式认可的 "三绝" 称号。
1. 艺术领域的并称：如《图画见闻志》中提到的 "应天三绝"，指的是唐代画家孙位、张南本和草书僧梦归在成都应天寺的合作作品，被誉为 "书画歌行，一日而就" 的艺术奇观。
1. 人物品德或才能的赞誉：如《新唐书・李揆传》中提到的 "三绝"，指的是李揆的门第、人物、文学三方面的卓越表现。
1. 地方或民间的俗称：一些地方或民间团体对当地杰出人物或事物的称呼，这类 "三绝" 通常没有官方正式认可。
唐僖宗诏书提到的 "行在三绝"，可以归入第一种类型，即帝王御封的官方称号，但与唐文宗的 "三绝" 相比，其政治象征意义更为明显，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物的表彰。
5.2 唐僖宗 "行在三绝" 的具体指向
根据《香祖笔记》的记载，唐僖宗诏书表彰的 "行在三绝" 具体指向如下：
1. 李潼："有曾、闵之行"，即具有孔子弟子曾参 (曾子) 和闵损 (闵子骞) 那样的孝行与德行。曾参以孝著称，被尊为 "宗圣"；闵损也是著名的孝子，以德行高尚闻名。唐僖宗以此评价李潼，强调的是他的道德品质。
1. 孙樵："有扬、马之文"，即具有扬雄和司马相如那样的文学才华。扬雄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等；司马相如是西汉辞赋大家，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唐僖宗以此评价孙樵，强调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1. 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即具有巢父和许由那样的高风亮节。巢父和许由是传说中的上古隐士，以淡泊名利、隐居不仕著称。唐僖宗以此评价司空图，强调的是他的品格操守。
这三位人物分别在道德、文学、品格三个方面表现突出，被唐僖宗誉为 "行在三绝"，即流亡政府中的三位杰出人物。诏书希望通过表彰他们，"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即彰显唐朝中兴的德政，激励士气，重振王朝威望。
5.3 唐僖宗 "行在三绝" 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意义
唐僖宗御封 "行在三绝" 的历史背景是黄巢起义和唐朝的流亡状态。广明元年 (880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建立临时流亡政府 ("行在")。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唐僖宗及其流亡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唐僖宗颁布诏书表彰李潼、孙樵、司空图三人，具有多重政治意义：
1. 彰显文化正统：尽管处于流亡状态，唐僖宗仍然通过表彰文化精英来显示唐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强调即使在艰难时期，唐朝仍然重视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
1. 凝聚人心士气：通过表彰杰出人物，可以激励臣下忠诚效命，增强流亡政府的凝聚力和士气，为恢复唐朝统治做准备。
1. 树立道德榜样：表彰李潼的孝行、孙樵的文学才华、司空图的高节，为臣民树立道德和才能的榜样，引导社会风气。
1. 暗示中兴希望：诏书提到 "以章有唐中兴之德"，暗示即使在困境中，唐朝仍有中兴的希望，通过表彰贤臣来预示未来的复兴。
从历史角度看，唐僖宗的这一举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行为，既延续了唐代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尽管最终唐朝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兴，但这一诏书反映了唐僖宗试图通过文化和道德手段来维持王朝统治的努力。
5.4 "三绝" 称号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在开州的地方文化建构中，"唐僖宗御封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具有重要意义：
1. 提升地方历史地位：将本地历史人物与帝王御封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开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增强了地方文化自豪感。
1. 丰富地方文化内涵：这一说法为开州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内涵。
1. 强化文化认同：通过将李潼塑造为 "三绝" 人物，强化了开州人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促进文化传承：这一说法成为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 (如民间传说、地方戏曲、文化活动等) 得以延续和发展。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可能是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有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它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和推崇，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六、结论：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的辩证统一
6.1 考证结论：说法的历史真实性评估
基于对各类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关于 "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李潼的身份真实：李潼是唐代开州 (今重庆市开州区) 人士，唐宪宗时期的进士，曾与开州刺史韦处厚交往。唐僖宗时期，他担任右散骑常侍之职，以孝行和德行著称。这一身份得到了地方志和历史文献的支持，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度。
1. 唐僖宗诏书的历史记载：《香祖笔记》记载了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 年) 在流亡四川期间颁布诏书，御封李潼、孙樵、司空图为 "行在三绝"。尽管这一记载并非直接来自唐代原始文献，但王士禛作为清初著名学者，其记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外，孙樵和司空图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在唐僖宗时期的活动，也为这一诏书提供了佐证。
1. "三绝" 称号的历史背景：唐代确实存在帝王御封 "三绝" 的传统，如唐文宗御封 "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 为 "三绝"。唐僖宗在流亡期间御封 "行在三绝"，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真实性。
1. 开州地方志的记载：开州地方志确认李潼为唐代开州进士，但并未提及唐僖宗御封之事。这表明地方史志可能更注重可考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御封的说法可能主要来自其他文献或民间传说。
综合来看，"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也存在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唐僖宗可能确实在流亡期间表彰了李潼的德行，但 "三绝" 这一称号的具体使用可能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有所演变和丰富。
6.2 文化意义：历史叙事与地方认同的建构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三绝" 的说法具有重要价值：
1. 历史记忆的保存：这一说法保存了关于李潼的历史记忆，使这位在正史中记载有限的历史人物能够通过地方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1. 地方认同的强化：通过将李潼塑造为 "三绝" 人物，强化了开州人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文化传统的延续：这一说法延续了唐代 "三绝" 称号的文化传统，使这一文化符号在地方层面得到传承和发展。
1. 历史叙事的建构：这一说法是地方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从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这一说法的价值不在于其历史细节的绝对真实性，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它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和推崇，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
6.3 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启示
本研究对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以下启示：
1. 史料互证的重要性：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既要关注正史的记载，也要重视地方志、文人笔记、民间传说等多元史料，通过综合分析来逼近历史真相。
1. 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的辩证统一：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也要理解历史叙事的文化意义。许多历史说法可能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有文化建构的成分，应当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之间寻求辩证统一。
1. 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互动：地方历史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受到国家历史的影响。通过研究地方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1. 文化传承的多元路径：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包括文献记载、民间传说、文化活动等。这些路径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文化传承的丰富图景。
1. 历史记忆的社会功能：历史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通过研究历史记忆，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
综上所述，"唐僖宗御封开州李潼为唐代三绝人物之一" 的说法，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也存在地方文化建构的成分；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这一说法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以及通过历史叙事来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努力。在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中，应当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意义之间寻求辩证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也理解历史叙事的文化功能。
（开州政协刘登平）
责任编辑：杨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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