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知名报人邹韬奋，在1928年写作过一篇《簇簇新的校长》，这样形容文章的主人公：
他的绰号叫“格索林”（ gasoline ），也就是汽车上用的汽车油。汽车装满了汽车油，引擎砰砰地响，便蓬蓬勃勃地向前进。刘先生办事的时候，会议的时候，与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困难，别人垂头丧气，咨嗟叹息，他总是一团高兴，口若悬河，积极地干去，犹之乎使得汽车引擎砰砰地响的汽车油一样。
这个“簇簇新”的校长，是沪江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也是中国近代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湛恩。抗战时期，这个上任时不过32岁的年轻人，用他坚定的教育救国实践，将沪江大学这一“在中国的大学”，逐渐变成“中国的大学”，并用自己的行动动员学生投身抗战。
在我们的寻访中，多位当年亲历者的后人都谈到了刘湛恩这个名字，有人亲切称呼他为“刘伯伯”。他既是一位教育家，也参与了文献保存、难民救助等事业，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成为“孤岛”中的救亡领袖之一。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自上任伊始，刘湛恩便格外注意培养国际关系中的人才。
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社，刘湛恩宣称这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但成为一个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当时，刘湛恩认为，只有通过国际间的良好愿望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才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

沪江大学第一幢大楼思晏堂

随着日本侵略者逐步深入中国国土，刘湛恩的思想、实践也在发生变化。作为美国浸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最初的教义为“信义勤爱”。抗战爆发后，刘湛恩把浸礼会倡导的基督教耶稣的“爱”衍化为爱我中华的爱国行动，向莘莘学子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校演讲，鼓舞全校学生正视当下局势，既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又不忘勤奋学习，发愤图强。
在他的熏陶和带领下，沪江大学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战，表现出高尚的爱国品质。1932年，沪江大学学生组织国难救护队，转赴东北参加前线救护工作。沪江大学学生还曾每月素餐缩食，将所得银洋750.3元，送请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转送上海救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妥收。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刘湛恩与陶行知、邹韬奋等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公开表明抗日立场。
刘湛恩长子在《忆父亲》一文中，回忆了“一·二八”事变后父亲带全家去慰问伤员的往事：“马路对面是红十字会的时疫医院，临时改做收容治疗中国伤兵。父亲决定带领全家老小前往慰问。7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兴奋地打碎存钱罐，把所有积存的角子铜元统统交给母亲，母亲买了好些日用品与糖果，分包成几百个慰问包。”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刘湛恩与几名职工留守学校，直至最后一刻方才撤离。在沪江大学被日军侵占后，刘湛恩把办学地点迁到沪江城中区商学院大楼，与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组成教会联合大学，使两千多名学生能够继续上课。

社会科学讲习所招生简章

他还积极支持在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创办被称为“上海抗大”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孤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所干部学校，以提高学员爱国觉悟为宗旨，讲授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进步理论，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参加，为抗日革命队伍培养了不少骨干。
即便面对种种艰难，刘湛恩的教育报国之志也从未熄灭。他在1937年11月11日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女传教士联合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决心继续办下去。”
在被刺杀的半个月前，刘湛恩还在最后一封给里士满女传教士联合会的信中写到：“虽然在各方面受到压迫，但决不是走入了绝路；虽然感到茫然失措，但决不陷于绝望；虽然受到追捕；但决不是众所遗弃；虽然被打倒在地，但决不是被击溃。”
“是为国牺牲的战士的死！”
刘湛恩既是一位校长，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除主持联大校政外，刘湛恩还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推选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并利用自己在国民外交领域的优势，积极在上海组织抗日宣传等工作。
国难当头之际，他广泛联系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记者、作家，发起组织“国际友谊社”，他广泛开展“在野的外交”，宣传中国的抗战。当时，很多外国驻华人士都与他熟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就是由滞留南京的传教士转交给刘湛恩，由他设法保存并公之于世的。
“八一三”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成立了由刘湛恩等人组成的国际宣传部，除编印宣传手册及书刊外，还组织外语广播，日本、朝鲜、马尼拉、南洋群岛等处都能收听，自1937年9月初开始，从不间断。
在国际宣传之外，刘湛恩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与当时负责上海公共租界教育工作的陈鹤琴等人一道积极参与难民救济工作。虽然战事吃紧，国土沦丧，但他的精神并未因此颓败，依然积极做自己能做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的中午，刘湛恩突然满面笑容地跑回家。家人问他快乐的原因，原来他在难民收容所做了一回临时的体育教员，把600多名难民集合起来，教他们做了一刻多钟的体操。“在体操完了以后，他们拍掌大笑。我是十分快乐看见他们的笑容，因为自敌人毁灭了他们的家乡以来，这可说是第一次见着他们大笑了。”
刘湛恩的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引起了日军和汪伪的忌惮，他们既恨且怕，策划组织了种种恶行，包括打恐吓电话、向家中扔手榴弹、送注射毒药的水果等。但刘湛恩投身抗日救亡的意志并未因此动摇，还拒绝了亲友劝其离开的建议。
刘湛恩曾对夫人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不幸的是，刘湛恩还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各大报纸对刘湛恩牺牲的报道

陈鹤琴之子、今年93岁高龄的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陈一心向记者回忆：“那是1938年4月7日早晨8点30分左右，我父亲的好朋友、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带着孩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上班，突然遭到被日伪收买的两个暴徒狙击，他们当场开枪把刘校长打死了，那时他才43岁。我父亲听到这个噩耗非常悲痛，他回来跟我们讲，刘湛恩伯伯被日本人和汪伪杀害了。”
“刘湛恩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曾于1946年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张元济在当时的报告里特地提到刘湛恩：“我们的董事刘湛恩先生不幸遇害，我们大家都来纪念他。”
“刘湛恩的死，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抗议。”陈一心说，当时，很多上海市民捐钱捐物给刘湛恩作为祭奠，但刘湛恩的夫人王立明不要，她把这些钱全部献给了红十字会，用来救济儿童。刘湛恩牺牲后，三千多名沪江大学师生和上海市民执绋送殡，一路游行到万国公墓，纪念这位爱国教育家。
刘湛恩是全面抗战初期最先遭到日伪暗害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是整个抗战中唯一被日伪汉奸杀害的大学校长。正如邹韬奋所说：“他是拒绝伪命而死，是光荣的死，是为国牺牲的战士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