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演稿：论今日切要之学（首页），原载《中法大学月刊》第五卷第五期。

 

刘半农所摄章太炎65岁肖像，附印于“章氏丛书续编”之《新出三体石经考》卷首，后被用作章氏北平追悼会标准遗像。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演，题目为《论今日切要之学》。此次讲演评述明清两代学术利弊，但章太炎着重讲了日军侵略，讲到了民族危机，他还号召青年奋发图强，以拯救国家之危亡。
“历史尤如棋谱然”
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演“论今日切要之学”，内容与时局国情紧密相关，可以说是章氏个人家国情怀与救国主张的一次极为个性化的学术表达。
章太炎在批评了当时一般学者喜好“考远古”，而“忽于近代之史”；喜好“考古文字”，惯于“穿凿附会”之后，又回溯至明清两代的学者，认为“两朝学者各有所蔽”“明清两代之学，皆非切要，不足为今日所取法也”。章太炎接下来自问自答：“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为了表明这一观点与在座听讲者乃至万千青年学子的切身关系，章太炎在讲演中有这么一番推心置腹之语：
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覆。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哪里栖栖惶惶，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已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盖事实为综错的，繁复的，无一定之规律的；而历史乃归纳此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历史尤如棋谱然，若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
为燕大听众讲明了读史之用，以及为何青年更应读史的一番道理之后，章太炎话锋一转，即刻就讲到了今昔亡国之耻辱，以及为什么读史可以知耻（而后勇），随之读史又缘何可以明志（以致用）。他有这么一番表述：
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缘故，而仅据外人之称东三省为“满洲”，便以为东三省之属于我国乃附属地性质，非本土也。凡稍读史志者便以为其误。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盖不晓得周公、孔子的名字，仅遗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无关国家之得失；若不晓得历史，则几乎茫茫然遗失了东三省千百万方里的土地，其为害驾于经书之上。此语在好高骛远的人全不愿说，他们视历史如同掌故和家谱一样，岂料到关于国家的命脉是这样的大呢？
这番表述之后，章太炎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东三省沦亡之耻，与因当局缺乏历史常识进而丧权辱国的国内时局联系了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体现出了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无能。章太炎在讲演中将当时“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以求偏安苟存的时局，视为当局缺乏历史常识所造成之局面。且以此为切入点，又将当局一度奉行与支持的“读经尊孔”“读史求是”相比较，可谓是针锋相对，立见高下。
讲演记录两年后才发表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较为久远（距今已近百年），又因讲演所表达的思想立场与个人观点，与当时国内当局对日妥协退让的意旨相悖，语多违碍，恐遭查禁，故南北各地报刊均未能及时记录刊发出来。唯有《中法大学月刊》第五卷第五期，刊发了一份当时在场的听讲者记录下来的讲演稿，这本校内月刊当期的刊发时间为1934年10月1日，距章氏讲演已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刊发其上的这份讲演稿，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也可能是唯一公开刊发者。
《中法大学月刊》所载讲演稿原文之前端，加有“编者按”一则，简要介绍了讲演者、记录者、修订者的相关信息。尤为重要的是，按语中还强调了所刊发内容中已删削了“论及时局处”。不过，“编者按”之后，还随之附印了一段讲演记录者王联曾的“识语”，又将此次讲演与时局之间的紧密关联提了出来，从中也颇可窥见当年这一讲演在北平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原文如下：
北大营的炮声自“九一八”发动后，震动了举国的民众，栖栖皇皇不知所措，而执全民族生死命脉的国民政府迄今亦无一贯之政策，动辄曰“军事外交，事关机密，凡我民众宜沉着抵抗，国府行政不能宣布”，及十九路军退却，孤立无援也……国府诸公，因循彷徨，较青年为尤甚，观夫战又不敢战，和又不敢和之昏瞆糊涂，几使国将不国，民族无以自存。太炎先生自沪莅平，目触时艰，深慨举国上下之彷徨无所适，尤痛青年学子不知今日切要之学安在，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燕大反复申述史志为今日切要之学，以警惕今日学风之流放。篇中所论，实切中时弊，其主张吾国学者应研读本国历史，尤为不易之言，望我青年学子勿徒麻醉于异族之学说，以增加我国沦亡之速度也。全国青年其三思之！
此文承季刚、雨僧二师修正，附此致谢。
一九三二年三月联曾谨识
显然，在记录者王联曾看来，章太炎此次讲演并非一场纯粹囿于学术研究场域中的个人经验之表述，而是一场切中时弊，痛陈时局，力图以纠正与改造时下学风为契机，呼吁青年学子“以史志为今日切要之学”，告诫青年学子“勿徒麻醉于异族之学说”“以增加我国沦亡之速度也”。
这样的讲演主题与内容，无异于要在国内学术界与知识界里，发动一场以国家民族至上为基本立场的反思与变革。这样的呼吁、告诫与号召，本质上与抗战救亡运动乃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
钱穆盛赞章太炎
章太炎的北平讲学，尤其是这么一场“论今日切要之学”的讲演，记录者王联曾、校订者黄侃与吴宓，以及《中法大学月刊》的编者与读者，应当对此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近百年过往，如今看来，章氏晚年日益凸显出来的国家民族至上立场的思想立场与治学原则，仍然应当是后世读者、学者与研究者所恪守与秉承的。
这一点，早在章太炎此次讲演四年之后，即章太炎逝世当年（1936），著名学者钱穆就已然意识到了，并赴燕大为之讲演了一番。讲演题为《对于章太炎学术的一个看法》，刊发于《史学消息》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之上（1936年12月25日印行）。钱穆在讲演之末，有这样一句总结之语，或可视作四年前章太炎北平讲学的学术价值之概括，或亦可视作章氏学术及其历史价值的某种“盖棺定论”式的评判：
太炎因小学（古文字学）精，文章好；大家反而忘掉他的史学价值，实在是很可惋息的事；不过我确信太炎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将来的历史上会有光荣地位的。
（作者系著名文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