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嘉遯集》

 

曹典球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从韶山返回长沙下榻蓉园。当晚，他宴请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老朋友，82岁的曹典球为来客中最年长者。毛泽东特别提到：“听说在1924年，是籽谷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呀！”毛泽东说到此，向曹典球竖起了大拇指，众人不约而同地鼓掌。
“籽谷”是曹典球的字，他历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委员会参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还曾是第一、二届湖南省政协常委。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895年，18岁的曹典球在长沙应试举秀才。年轻的他，思想活跃，追求维新思潮，立志救国，考入时务学堂。他受维新思想影响，曾在时务学堂期中考试获超等第一名，还多次在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上发表具有新思想的文章，受到陈宝箴等人的赏识。
曹典球在1898年9月《湘报》第165号发表的《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说》中，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融入教育视野推上新的高度，详细论证了兵战、商战、学战三者孰轻孰重的问题，认为商战比兵战重要，但学战是最终取胜的法宝。
所谓学战，就是办教育，摒弃陋习办新式教育。过去的中国，官办有科举教育，民间有私学教育。然而，千年以降，科举之途的诸多弊端，严重影响着知识分子为追逐名利而应试，炼成了“引证繁博、剿袭僻书”的“诈狡之习”。
曹典球以国内国际所处的大变“时务”为背景，指出清廷派留学生、创立学堂、设置译书局，“筹所以谋自强敌外人者曰兵也、商也”的不足，归根结底为“不学之故也”。西方重视教育，“即以兵商论”，这是“开民智、植人才之道”，“乃中西学战一大机关”。他一针见血，直言仅仅学习西方科技，是不足以改变国家衰亡、积弱挨打的宿命的。
曹典球人微言轻，不能真正影响到当时简单地将学院改为学堂、未能全面实行新学的现实，但二十出头的他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具有前瞻性眼光和战略性思维，于后来湖南乃至中国探索倡建商科已具前瞻性战略眼光。
高举“教育救国”大旗
百日维新失败，曹典球没有像同学蔡锷、范源濂等东走上海，流亡日本求学，而被迫藏匿山中，经多方斡旋，出两百金才免于难。他探索救国之路一直未曾停息。
1908年，曹典球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在职4年间，创办矿业、土木、机械、化学，铁路等专科，为湖南高等工业专科教育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建成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养成所，成为湖南第一所多科型高等工业学堂。以至于清廷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实业杂志》，推动实业问题的研究。
民国初建时，曹典球先后担任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国务院秘书。他不屑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自请离任，还撰写了大量讨袁文章。
曹典球先后受邀组织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合办湘雅医院和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秘书长参加北伐。1931年秋，曹典球以省府委员、教育厅长，兼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在前任代理校长杨卓新恢复文学院商学系的基础上，正式招收新生，一举突破了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排除商科的范式。
曹典球因援救过杨开慧和保护过毛岸英兄弟，以及曾写檄文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被蒋介石强令省府主席何键免职。此后，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积蓄，和几位老友创建了明宪女中和文艺中学，高举“教育救国”大旗，而声势日隆、不失初心。他认为救国“要的是科学，要的是经济，要的是人才”。
曹典球一生以育人为己任，纵使抗战期间随校接连西迁、转徙流离，毅然将六十大寿所得贺礼万余元全部用来建筑文艺中学的实验室和图书室。长期作为政府要员兼任省立大学校长、教授，曹典球的年薪不菲，但从不治家产。妻子和第四子都因劳累过度病死在涟源，无钱安葬，当地士绅义赠棺木才完毕丧事。某次，其长子积蓄了一点金饰，准备买田产，被他获悉，立即要过来，并严厉地说：要钱用，可陆续向他要，不许买田产。
“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
1938年4月10日午后，日机发动三队27架飞机，对长沙再一次狂轰滥炸。湖南省内公共建筑规模最大的科学馆毁坏2/3，学生宿舍毁坏三栋，残存者也是败壁残垣。“全校精华，付之一炬。”据统计，直接物质损失200多万银圆，相当于今日三四亿元人民币，师生死伤上百人。
年届花甲的曹典球闻日机轰炸湖大惨况，愤然赋诗：“吾华清胄四千载，礼义涵濡迄无改。诗书虽毁心尚存，人人敌忾今何待。嗟余衰老闻恶声，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扑此獠度（渡）东海，再集铅松起百城！”手无寸铁的赤子名宿，只能以激愤之诗，发出倔强不屈的抗日怒吼。抗战胜利后，曹典球激情写下《喜闻日本无条件投降》：“忽闻三岛树降旛，惊喜还疑旧梦温。八载同胞拼血肉，一人心力挽乾坤。太平有道今方始，大道无私善者存。投老荒山荼蓼惯，也持爆竹助欢喧。”
曹典球感叹：“自古国家危难之际，以文人之忧为最深……乃集八年中所为诗，汇成一帙，命曰《八年嘉遯集》。”《八年嘉遯集》中收录有他与钱基博、钱锺书的酬唱之作9首。20世纪40年代，钱氏父子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教，听闻曹典球携文艺中学来到距离数十里的湘乡杨家滩，于是步行十多公里登门拜访，并邀他来校兼课。曹典球每出一首诗，钱基博必索来读之，并在《猛庵集序》中赞其“悲天悯人，老而弥笃，慷慨伤怀，有不能以喻诸人人者”。
1949年，程潜、陈明仁谋划湖南和平起义，曹典球积极响应，并常在湖南大学、文艺中学师生中演讲，宣传爱国思想，鼓励学生为长沙和平解放作贡献，并公开保释被白崇禧秘密逮捕的湖南大学、湖南一师的进步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联名通电表示公开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长沙宴请曹典球，其中有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面找何键援救妻儿的谢意。此前，他们已然熟识，甚至在马日事变前，二人曾在曹家后花园凉亭里有过一段关于“革命是否成功”的长谈。毛泽东几次在致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书信中，都提到“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1955年10月14日），“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1956年12月29日）。“曹子谷”，即曹籽谷。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