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宋庆龄与家人在上海合影

孙中山奉安大典结束后，宋庆龄于1929年6月2日回到上海，住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深居简出，养病看书，拒绝与蒋介石政府接触，除了和家人相聚外，很少会客。
但宋庆龄并没有沉默下去。两个月后，宋庆龄又对蒋介石政府发出猛烈的一击。针对不久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在8月1日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宋庆龄打电报给“国际反帝大同盟”，强烈谴责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
宋庆龄认为，“中东路事件”标志着南京政府已堕落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使中国成为反苏的前沿阵地，这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的电报遭到了官方封锁。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街上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
这封电报犹如一把利剑，直刺蒋介石政府的心脏，蒋介石十分恼怒。8月10日，戴季陶奉蒋介石之命，偕夫人以拜访为名到上海游说宋庆龄赴南京。宋庆龄颇为反感地回复：“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接着，戴季陶拿出宋庆龄拍给反帝大同盟的电稿想递给宋庆龄，但宋庆龄冷冷地对戴说：“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报。”戴季陶问道：“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你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宋庆龄回答：“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面对戴季陶“应该遵守党纪”的要挟，宋庆龄怒斥道：“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她凛然表示：“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她继而反诘戴季陶：“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记录的中文稿

戴季陶转而劝说宋庆龄与蒋介石合作，并企图向宋庆龄解释：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三民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宋庆龄驳斥道：“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
当戴季陶列举南京政府取得的所谓政绩时，宋庆龄义愤填膺地指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戴季陶不再拐弯抹角，他直言此行的目的：“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宋庆龄随即大义凛然地宣布：“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无奈之下，戴季陶只好起身告辞，还说日后再见。宋庆龄毫不留情地请他以后不必再来，因为“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天津《大公报》登载的《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想让宋庆龄不说话是绝对办不到的。宋庆龄亲笔记录了她与戴季陶的谈话全文，并提供给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明日之中国》全文刊登，随后上海的一份小报及天津的《大公报》将此文予以译载。
当国内民众从报纸上得悉孙夫人宋庆龄对国民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宋庆龄已再次出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