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呈半圆形，修筑于1912年，是民国初期拆除原上海县城后填壕筑路而建成的。因介于上海老城厢的华界与法租界之间，故得名“法华民国路”，亦叫“民国路”，新中国建立后更名为“人民路”。
振业里地处上海老城厢的大境阁和老西门之间，最早是沿着原上海县城的城墙空地上建起的砖木结构的老式里弄住宅，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四明公所就在振业里斜对面的法租界内。振业里夹在万竹街和同庆街之间，通往寿宁路、云南南路，出行十分方便。振业里11号是一幢底楼带过街楼的砖木结构老式街面房屋，坐东朝西。1923年11月上海书店在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人民路1025弄11号）成立，徐白民担任经理。
上海书店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家对外公开挂牌的出版机构，党的所有对外宣传的刊物都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向导》周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陈望道编译的《共产党宣言》、瞿秋白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恽代英编写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等报刊书籍都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短暂迁至广州的中共中央重新搬回上海。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影响，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据原上海书店经理徐白民回忆，“在这以前，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自被法捕房封闭后，迁到广州，在广州展开活动究不及上海方便，但是，迁回来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称，也不能设在租界里，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因是公开经营的书店，党中央认为书店负责人不宜由已经公开身份或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担任，于是选调在浙江一所女子中学担任教师的徐白民来到上海主持书店相关工作。徐白民（1895年—1963年），字凌虚，浙江诸暨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海书店经理等职。徐白民租下位于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振业里11号街面店房，将楼下布置为书店，楼上过街楼作为宿舍和党内活动秘密场所。
上海书店开业时，店堂陈设简单，店内的用品大都是旧物，仅作少量添置，只有靠墙两侧的两口木头玻璃书橱，是依据房子高矮新做的，店门口挂上一块搪瓷招牌，蓝底白字，上写“上海书店”四个大字。徐白民专门写了一篇开业启事，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责任，所以开设了这一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也不敢自落，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
从表面上来看，上海书店是一家再正常不过的书店，销售着民智书局、新文化书社、亚东图书馆等出版社的出版物，还经销商务、中华这两家大出版社比较有价值的新书，同时兼售一些文具用品。实际上，上海书店秘密发行被查封的《新青年》社的全部存书、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以及《中国青年》、《前锋》、《共产党宣言》、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义》等革命进步书刊。
1923年11月上海书店开业后，秘密印行了《向导》周报和新创刊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再版了《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版了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著作。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作为上海书店的上级组织，由张伯简担任书记。张伯简(1898年-1926年)，字稚青，云南省剑川县人。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位白族共产党员。1922年张伯简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5年1月张伯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团中央农工部主任。1925年秋张伯简调任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军委书记。1926年张伯简参加省港大罢工，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广州病逝。
1924年下半年，上海书店的经济开始稳定下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新书，有恽代英著《反对基督教运动》和《平民千字课》、李求实编《革命歌声》、沈泽民译《恋爱与道德》、杨明斋著《评中西文化观》、蒋光慈诗集《新梦》等，大受读者欢迎。
1925年中共中央出版部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毛泽民任发行部经理兼上海书店负责人。毛泽民（1896年—1943年），字润莲，湖南湘潭韶山人，毛泽东之弟，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陈潭秋一起前往新疆从事统战工作，1943年牺牲于新疆。
在党中央和毛泽民的领导下，上海书店的机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实现编、印、发“一条龙”，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的一些质量较好的出版物，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能从中挑选所需要的阅读内容。不仅在全国20多个城市筹建分销处，还在海外设分支机构，既出色地完成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192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南方各省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上海书店继续出版了不少新书，有《评中西文化观》、《孙中山先生遗言》等。除出版书籍外，上海书店还把《向导》、《中国青年》两本刊物上重要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发行。除出版单部学术著作外，上海书店还出版了《青年平民读本》、《革命歌声》、《世界名人明信片》等通俗小册子、画片，这些丛书对当时青年学生、工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的恶意污蔑。上海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广受读者欢迎，曾经先后重印了8版。对于关税问题，上海书店出版了《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中国关税问题》和《不平等条约》等，并一再重版。上海书店出版物内容密切配合党的宣传意图，还十分注意书籍印刷与装帧。
随着上海书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爱国青年接踵而至，引起反动军阀的极度恐慌，1926年2月上海书店被直系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由查封。虽然上海书店被迫关闭了，但是党的出版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从公开转入地下，先后成立宝山书店、长江书店，继续把革命真理传送到广大群众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上海书店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唤醒工农群众，启迪青年学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书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普及社会主义知识，宣传党的理论，传播新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的红色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人民路1025弄11号的上海书店遗址在1959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因修建古城公园和环城绿地建设，振业里在上海的旧城区改造过程中被整体拆除，上海书店遗址现立有石碑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