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来源于山川大地，是山岳精华，也是中华文明独特而极富魅力的器物。中华民族使用玉器的历史悠远，从远古作为礼器，至王侯贵族独有，到成为君子仁人的象征，再到普罗大众广为使用，恰是漫天星辰，璀璨夺目。玉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流传至今，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品性。玉器之美不仅表现在材质的自然之美，而且表现在器物的造型之美，还表现在雕琢的工艺之美，更表现在纹饰的蕴含之美。这种圣洁的人文情怀的内涵，让玉器超越了自然属性，包含着古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向往。玉器在新石器时期已经为华夏先祖所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华夏大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它璀璨的身影。早在五千年前，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原始先民们，已经从掘土、伐木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玉器是“美而不朽”的石头。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相信玉器含有天地之间的“精气”，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阳阴之气”的模样，雕刻出玉璧与玉琮，以及神祇、祖先的形象，渴望经由“制器尚象”，发挥出“同类感通”的法力，与宇宙苍穹对话。他们相信万能的上苍派遣神灵，将生命引渡到人间，繁衍出万物生灵，由“万物有灵”，发展出中华文化特有的“玉文化”。
繁复神秘的纹饰赋予了玉器独特的象征意义，玉器的“敬天格物”代表着权力，《周礼》更是将玉器纳入到典章制度之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同时，玉制的工具与兵器也成为商周时期贵族身份的象征，开启了玉器“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气象。
佩戴玉饰的风尚源于新石器时代，此后人们相沿成习。岁月悠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价值也在民族融合与时代变迁之中不断变化。人们相信配戴上雕琢了龙、凤、虎、鹰的玉饰，不仅可以彰显自身的“德性秉赋”，而且还被儒家经籍诠释为具备“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之德”。玉佩饰大为发展，历代玉佩饰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众多的创新，丰富多彩，蔚为大观。
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一波波来自异域文化的洗礼，玉器褪去了“以玉通灵”的神秘色彩，摆脱了“以玉比德”的儒学教条，隋唐宋元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他们热衷于和谐自然，崇尚人文，追求写实，在追慕古礼、强调法统的心态下，兴起了玉器的仿古之风，玉器的“人文化”、“世俗化”、“平民化”趋势明显。用于摆设观赏的玉雕便登堂入室，广受欢迎。这类器物体较大，多为圆雕、浮雕和镂雕工艺，题材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山水仙境、吉祥图案等，强调绘画的意境和笔墨的情趣。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高度发达，在文人富商地襄助下，我国的玉雕技艺益加精雅细致。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征服天山回部，直接控制了新疆和田玉料的开采，清代的玉雕艺术更是空前繁荣，以形神兼备的写实手法，珍品迭出，各领风骚，攀越上我国玉雕艺术的历史高峰。
江汉平原由长江和汉江冲击形成，位于我国“千湖之省”的湖北省中南部，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江汉平原上已经出现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江汉平原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的主体。考古发掘证明，石家河文化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文化玉器雕刻的最高水平，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加工技术成熟，神灵观念突出，显示出玉文化已经极为发达。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江汉平原，“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有地千里”。楚国的国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依托江汉平原的富饶资源，楚国迅速崛起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江汉平原上发现了“熊家冢遗址”，这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分布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国内的考古学家一致认定，“熊家冢遗址”的墓主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某位国君。此墓主人身份之显赫、车马阵容之豪华、祭祀场景之阔绰、布局系统之完整，在国内极其罕见，所以我国的考古学界有“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之说。
在“熊家冢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出土玉器三千多件，器形有玉璧、玉璜、玉环、玉珠、玉管、龙形玉佩等，出土的玉器种类和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楚国玉器中的佩玉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巅峰产物，是中华玉文化的绚丽奇葩，以独特的文化审美和高超的制玉技艺备受世人瞩目。
近期，“天地精灵，璀璨江汉——武汉博物馆馆藏玉器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的玉器形制丰富，来自武汉博物馆珍藏的110多件历代玉器，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均是历久弥珍的中华瑰宝，跨越千年时空，以不同的材质、造型和工艺，静静地讲述着延绵不绝的中华玉文化传承，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时期的玉器工艺之美，全面感受中华玉文化的源远流长，为冬日的申城带来了久违的温润气质。此次展览还设有互动展区，观众可以亲自上手触摸矿石标本，感受不同矿石材质的肌理和特点，体验“江汉美玉”的展览主题，为观展之旅画上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