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袁翰青、许德珩、樊弘

5年前，《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纪事》出版，书中记载了为人民政协成立作出卓越贡献的各界代表人士的故事。翻看记载着祖辈樊弘先生那一页时，我的内心波澜再起，尘封的记忆再次被唤起，似乎与祖辈“有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
发展国家经济、救民于水火
樊弘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追求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樊弘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刻投入到北大学生运动之中。他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干事。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还在“五四”运动中结识了马叙伦、许德珩、贺麟、陈岱孙、周培源、费青，他们成为并肩站在一起的好友。
樊弘认为，只有通过研究经济学、发展国家经济，才能救民于水火。他的愿望得到了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大力支持，时任北大教授的陶孟和组建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招收了众多北大背景的青年学者。樊弘脱颖而出，成为所长陶孟和的秘书、助理研究员。
按照陶孟和提出的研究课题，樊弘完成了《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樊弘编译的《进步与贫困》一书，此书校者为陶孟和，孙中山当时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很推崇该书。此书出版之后，樊弘的研究方向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转向了经济学。陶孟和也对樊弘钻研马克思经济学说给予鼓励和支持。
1940年，樊弘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1942年，蒋介石深知樊弘在国内教育界、经济界的威望，想邀请他加入国民党政权，采用各种方式笼络他，曾赠给他一张戎装照片，照片背面题词：“愿共同携手奋斗之。”樊弘则说：“蒋介石想笼络我，办不到。”
“一生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1948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战略进攻取得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而就在“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一个月，即3月29日，是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纪念日。当天，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大会。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揭露国民党召开“国大”、操纵会议的真相。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不理睬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抱着永诀家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毅然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
许德珩、袁翰青分别作了精彩的演讲，樊弘则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对三人提出“忠告”，要他们“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则万一北平市50万国民党党员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结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国家的惨剧”。曾有人向樊弘夫人张才明（笔者的姑婆）表达担忧，担心樊弘会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被暗杀；也有人当面劝他前往解放区避避风头，但他拒不前往，说“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
吴铸人的“忠告”经进步报纸揭露后，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高校90名教授马上联名质询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茅盾、邓初民等150余人相继致函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表达声援。侯外庐教授向世界学术界发出了题为《谁敢制造第二李闻事件》的申诉。对此，国民党北平当局被舆论搞得焦头烂额，这一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的激烈斗争被称为“四月风暴”。
随后，“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9月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并城工委员会，为筹备明春可能召开之新政协，邀请平、津地区的代表性人物，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通、徐悲鸿等党派、产业界、教授24位代表性人物受邀赴西柏坡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业。
1949年1月26日，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薛愚、劳君展、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央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与樊弘握手时，连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家”。之后，樊弘又多次接受周恩来的宴请，并受邀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授经济学理论。
1949年9月21日，樊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樊弘曾回忆告诉我们全体亲属：“当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时，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他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是他一生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
积极促进国际经贸往来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新中国实行极其严厉的“封锁、禁运”，很多国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使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和关心指导下，我国有关方面加紧了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各项工作。周恩来对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人选问题很重视，对报给他的代表团人选方案做了非常慎重的考虑，其中樊弘就是周恩来亲点的经济学家，当时他是全国政协财政经济组副组长。代表团由南汉宸（1950年加入民建）和雷任民（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冀朝鼎任秘书长，代表有樊弘、孟用潜、陈维稷、刘子久、章乃器等22人。
在会议上，樊弘见到了自己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分外亲切。樊弘代表新中国的经济学者，热情地宣传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秘书长冀朝鼎也非常高兴，对他讲：你认识的经济学家很多，英文又好，可以多为新中国做宣传工作。樊弘努力地同外国学者交流。
这次会议上，樊弘特地邀请他的好友、与凯恩斯齐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会议结束后，1953年罗宾逊夫人如约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开启了破冰之旅。
国际经济会议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增强，同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间贸易关系，与芬兰、锡兰、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关系。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为新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进一步拓展与西欧国家贸易往来局面，建立半官方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樊弘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会后不久，他就因病卧床不起。病重期间，他一再告诫我们所有亲属，不允许以他的名义给自己“谋位、谋名、谋利，不要给党中央添麻烦，在各自的工作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堂堂正正做人，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是唯一且正确的道路”。
回顾祖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心同德、同心同行的那段峥嵘岁月，感慨颇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是我们这一代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樊弘先生亲属、成都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