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让台湾各界民众了解大陆翻天覆地的巨变真相，以及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积极投身各行各业建设的良好精神面貌，一批上海民盟的文艺界代表人士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书写了一系列对台宣传稿，并以广播形式进行发表。

▲20世纪50年代改造后的肇嘉浜

讴歌祖国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祖国各地发生巨变。近代以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铁路交通网是包括孙中山在内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1958年至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让世界震惊。周恩来的南开同学、著名导演孙瑜就记录下了祖国的交通建设。1949年，孙瑜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为他题词“为人民的电影事业而努力”。此后，他更加努力地为人民而工作，不但编导了《宋景诗》《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还记录下了祖国巨变的心得感悟。在1961年9月的《从影生活散记》里，孙瑜写道：“因为编写电影剧本和拍摄外景，近几年来足迹所走过的路程几乎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总和，而每一次愉快的旅行都更使我认识到在建设中的祖国的伟大和劳动人民的可爱。”孙瑜在工作中亲历了很多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我们在拍摄外景时曾多次驶过正在修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彩色影片《乘风破浪》拍成后，这一座雄伟瑰丽、贯通南北天险，在夜色里像一条镶嵌着粒粒明珠的玉带大桥也奇迹般地迅速完工了”。出生于重庆的孙瑜对“蜀道难”有着深刻的印象，对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他写道：“一九五九年我到四川重庆、成都、宜宾各地去收集材料，编写以修筑成渝铁路为题材的《铁龙之歌》。这一条从满清王朝末年就叫嚷了四五十年的铁路，经过了四川人民所付出的无数的钱和血汗，竟没有铺过一尺钢轨枕木，但在新中国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用了全部的国产钢轨枕木，加上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努力就建筑完成了。无怪一九五二年成渝铁路举行通车典礼时，连一二百里以外的人都热烈地带了干粮，冒着烈日赶到现场来用手擵抚一下钢轨，激动得掉下了喜慰的热泪。”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大本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穷苦民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大都非常恶劣，比如邻近徐家汇的肇嘉浜沿线是没有电灯、自来水的棚户密集地区。1950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上海各区县，如曹杨新村一样的重点治理的棚户区，修筑道路，对劳动人民集中居住、污染严重的肇嘉浜开始大规模改造，全面整修道路、兴建排水防汛设施、建立给水站、安装电灯。著名演员上官云珠在1961年9月16日的《一朵蓓蕾初开的鲜花——记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建团以来的几次演出活动》一文中说：“老上海大概还记得徐家汇不是有一条两岸满是低矮破烂的棚户，中间终年流着又黑又肮脏的肇嘉浜吗？可现在这臭水浜已成了洁净漂亮的绿化地带。这里现在有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电影院，以及一座巍峨壮丽的徐汇剧院，我们的戏就在这里演出。地点似乎偏了些，然而观众还是纷至沓来。”带着对新社会的礼赞，上官云珠不但全身心投入影片《枯木逢春》《早春二月》等电影的拍摄中，还参与了一些话剧的演出。1962年，上官云珠被文化部评为“中国电影二十二大影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土改，广大农村也发生巨变。上海周边的郊县更是着新风之先，让观者为之骄傲自豪。与上官云珠齐名的演员王丹凤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常去农村采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很多下乡活动，她在1963年2月《给台湾电影界朋友的信》里写道：“1962年12月里，我和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一起去上海嘉定县马陆人民公社进行慰问演出和访问，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兴旺景象。这个公社给我的印象是农业机械多，生产搞得好，农民生活也逐步提高，回想起1958年我到那里的时候，那时农村还是用洋油灯；而今天马陆人民公社大多数的农民都装上电灯了。那天晚上，我开了电灯写日记，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我们的祖国真是伟大，仅仅过了几年，农村的面貌就起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这个公社已经广泛使用电力灌溉，再也不怕旱灾了。一位老农对我说要不是有了人民公社，我们农民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么大的机器。在旧中国，千百年来不是就一直靠天吃饭的吗？现在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有一位叫朱允文的社员告诉我，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常常没有米下锅；现在不但能吃饭，而且有余粮了。人民公社使新中国的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都是明证。”关注民生的王丹凤此后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后来曾任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
1959年4月，时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的教育家廖世承也写了对台湾宣传广播稿《参观上海“先锋”和“七一”人民公社的感想》，写下对上海郊县的变化的观感。同时，祖国的巨变，还体现在社会风气日益昂扬向上，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时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滑稽剧团团长的周柏春在《上海滑稽戏演员的泪和笑》中说：“时代不同了，社会风气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以前我们同行的人互相嫉妒，而现在是互助互爱，为使滑稽戏这朵花弄得更加灿烂而共同努力。我们每天上午在花园里聊聊天，谈谈剧本，讨论艺术上的问题，下午休息，有时看戏，有时踢球，我和姚慕双、袁一灵都是前锋哩！”从旧社会里走出来的周柏春作为沪上曲艺界的代表人物，成为新旧两个上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介绍文艺界新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文艺界百花齐放，也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杰出导演应云卫较为完整、系统地介绍了新中国电影15年发展史。196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十五周年大庆时，他在《万紫千红的上海电影》一文中总结式回顾了上海电影界15年的光辉历程，在从业人员数量方面，“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人数翻了一番”；同时，电影的数量和品种呈现出既多又好的可喜局面，“从1950年到1963年，我们拍摄了故事片和艺术片近二百部，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六百多部……我们除拍摄普通银幕的故事片外，还拍摄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喜剧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解放前，万籁鸣三兄弟梦寐以求拍摄美术片的愿望，解放后不仅得到实现，而且发展迅速，除了一般的卡通外，还创造了剪纸、折纸和水墨动画等美术片新品种。万氏三兄弟现在都是美术片的专家，分别担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导演等重要职务。”文中提到的《魔术师的奇遇》为我国首部立体电影，由民盟盟员韩非主演，韩非曾凭主演的喜剧电影《一板之隔》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个人荣誉奖。盟员万籁鸣是著名的世界动画大师、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他于花甲之年创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在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时上映，该片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极具民族特色的造型设计，使中外专家和观众无不为之倾倒，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美术片宝库中的一部不朽之作。
这些力作的问世，与当时使用的先进设备和现代化场地密不可分，应云卫写道：“十五年来，我们新建了设备比较完备的现代化摄影棚，有整套的洗印彩色、黑白影片的机械化设备，和录音现代化设备的上海电影技术厂。我们上海电影界的技术人员制成了第一台录音机，我们又冲破了洗印彩色影片的关卡，上海已经有五个设备比较完善的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上海美术制片厂、上海译制片厂。设备更新换代后，上海的放映单位增长了七倍，工厂区、工人住宅区都建起了现代化设备的电影院，还建立了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
与电影行业取得的成就相似，国内的戏剧、话剧也飞速发展。上海戏剧学院的创办人、首任院长顾仲彝，于1958年2月写了《谈祖国的戏剧艺术事业》。顾仲彝根据古典小说或古代神话传说，编写创作了《嫦娥》《还泪记》《八仙外传》《梁红玉》《红楼梦》《秋海棠》等剧本，对祖国的戏剧艺术事业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应云卫也在1960年12月写了《从导演“追鱼”说起》来谈传统戏剧在新中国的发展变化。越剧电影《追鱼》是一出唱做念打俱全的神话喜剧，与同时期的《红楼梦》《尤三姐》《双珠凤》《牛郎织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槐荫记》《武松》等戏曲片先后问世，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1960年4月，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熊佛西写了《新中国的话剧事业》。熊佛西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与另一位盟员艺术大家欧阳予倩齐名，他的入盟介绍人是顾仲彝。熊佛西在文中不但介绍了歌颂新中国新风貌的老舍的《方珍珠》《龙须沟》等话剧作品，还介绍了夏衍的《考验》、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反映市民、知识分子和城乡迎来崭新变化的力作。同时，文中也记录了熊佛西“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以新的思想、新的举措，建立和完善戏剧教育的体制、教师队伍，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制、剧场和图书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的全新实践
盛赞翻身作主的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社会洋溢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气氛，一批积极反映群众心声和愿望的文艺作品演遍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在安心投入各种创造和表演、为人民带来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周柏春在《上海滑稽戏学员的泪和笑》中说：“在旧社会，我们演戏让人家笑，我们自己却含着眼泪的，更是低人一等，过去滑稽演员很少能活到五十岁的。刘春山、江笑笑这两位滑稽界老前辈，都是四十多岁就穷愁潦倒死去了。腐朽没落的旧社会不但磨灭了艺术的生机，而且也扼杀了艺人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滑稽戏的内容健康了、演出场地更大了、受众也更多了，“它扫清了过去的黄色、庸俗的噱头，加进了健康活泼的笑料，它再也不像过去只限于在172个座位的全国剧场演出，而经常在能容纳千人以上的长江剧场（以前的卡尔登）、美琪大戏剧和万人以上的文化广场演出了。滑稽戏的观众也起了变化，过去观众中夹杂了不少流氓、阿飞和反动军警、特务。有一次戏院里挤满了人，但票房只售出七张票子。这帮牛鬼蛇神不但要看白戏，还要到后台来侮辱女演员。如今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不仅是我们的老观众，而且还是滑稽戏的爱好者、评论者和创作者”。
应云卫在《万紫千红的上海电影事业》中写道：“党和国家对我们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对身体弱的百般照顾，有病的帮治病，更令人永铭在心的是耐心地教我们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创造各种条件，让我们在晚年也能为电影事业作出贡献。解放前因‘人老珠黄不值钱’被资本家剔出电影厂的范雪朋、宣景琳、王汉伦、黄耐霜等，解放后，政府把她们接回到电影厂来，根据她们的条件，给予着手安排。范雪朋十多年来演出好几部影片，有的非常出色。”
此外，艺术家的笔下，个人在新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事例也频频可见。孙瑜在1956年编写抒情喜剧《乘风破浪》时，认识了长江航运第一批女驾驶员林幼华、罗烈芳和杨梦月，她们和“其他几十位穿着洁白制服的女驾驶员一样，正做着中国几千年来受着重重压迫的女性们所从未敢梦想能做的伟大事业”。孙瑜还写道：“目前我正在编写一个民间诗人的电影剧本《上海之春》。这是根据四次出国演奏获得国际荣誉的笛子独奏家陆春龄的事迹而艺术加工的。只要想到他是从前棚户区的一个三轮人车工人和汽车司机，而今天能自己作曲和在音乐学院任教的事实，就可以想见到这剧本主题内容的不平凡，而这一内容却是今天的很平凡常见的真实。”
王丹凤在《给台湾电影界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和韩非、顾也鲁合作拍摄了喜剧片《女理发师》，这部电影歌颂了新中国妇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现在正在全国各地放映。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会受到欢迎与尊敬。我在影片里扮演的女理发师华家芳就是这样一个人。”
上海京剧院著名演员、艺术家童芷苓在1961年5月的《最大的幸福》中也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翻身当家作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正如周柏春在《上海滑稽戏学员的泪和笑》中说：“我演了二十多年的滑稽戏，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愉快和幸福。”
谈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中华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两岸之间的史缘、地缘、血缘、文缘、语缘、俗缘等是跨越时空、血浓于水、不可割断的天然存在。针对当时国民党当局破坏祖国传统文化的攻讦，艺术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事实真相。
对于传统园林的保护和建设，孙瑜在《从影生活散记》中说：“1958年，在古老的苏州，像杭州一样，所有寺观庙塔，名胜古迹，都得到爱护保存……苏州半就荒圮的园林，如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西园等均已修葺一新，容光焕发，我和饰演鲁班的魏鹤龄在拍戏的余暇，常常赞叹这古老的消费城市变成了年轻的生产城市……这样的转化中的城市，全国到处都是。”
与孙瑜一样，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小提琴家谈抒真在1963年4月的《春假游杭州》中，用诗情画意的笔触记录了在古老传承中处处呈现新貌的杭州。同为艺术大家的上海评弹团演员蒋月泉于1962年9月撰文《琵琶弦上谱新音》，让热爱评弹的台湾同胞了解评弹艺术的发展。10年前，蒋月泉首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曲目，这是评弹第一次以中篇的形式反映祖国建设的作品，创造了新的风格，引起社会和文艺界对评弹的重视，连演数月而不衰。
谈及祖国传统医学，著名中医、时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的张镜人著文最多，他从1961年11月起至1963年8月，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祖国珍贵的医学遗产》《祖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气功》《祖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华佗》《祖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扁鹊》《孙思邈和千金方》《祖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张仲景》，从中医的历史传承谈到在当代的运用。
传统书画篆刻亦是沟通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1962年8月，书画篆刻大家钱君匋以《祖国的篆刻艺术》一文向台湾同胞介绍了篆刻艺术的源流和当下的情况。
上海民盟的做法，引起了各级民盟组织的关注。1962年3月30日，民盟中央也成功策划了一次对台广播，由潘光旦、费孝通、宋云彬三人录音，内容有苏州园林叙话和对苏州参观考察的观感等，以期唤起台湾知识分子的思乡之情，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