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重大事件，将不同的时间轴进行交叉比对，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比如，标注上海自贸区建设节点的时间轴上，有这样几个坐标：
2013年9月，全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应运而生；
2015年4月，自贸试验区涵盖范围由原外高桥保税区片区的28.78平方公里，扩大到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达到120.72平方公里；
2019年8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滴水湖畔正式揭牌，启动运营；
而将一些与上述内容显著相关的建言在政协平台上出现的时间也标在坐标轴上，是这样的：
2012年上海市政协全会上，民建上海市委作了“先行先试，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港城”的发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当场予以肯定。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受到鼓舞，将民建发言稿予以修改完善，写成提案，并在当年的全国政协全会上，以个人名义提交。
2013年9月，为筹备上海市政协十二届第五次常委会议举行的一次调研座谈上，有委员提出自贸区面积有限，会造成经济形态相对单一、市场及其价值链不完整等局限，从而导致改革的制度平台无法在试验地域平台落地，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应与“四个中心”统筹考虑。
2018年，民建市委将“上海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研究”列为年度“一号课题”，提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建立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等主张并由会员委员在市政协以社情民意等形式提交。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后来的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契合度惊人——尽管，“新片区”并不是“自贸港”。
如果只是时间相近，或可用巧合解释。但再加上内容指向、逻辑推导都一致，就令人好奇：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在这场始于盛夏的采访中，每一位接受采访者都被问及上述问题——我们试图挖掘表象背后的关联，得到的都是类似的回答：这是党中央运筹帷幄作出的决定，个人并没有任何先见之明。
这并非预期的答案。时间在焦虑中耗散，截稿“红线”向我们无限逼近。
翻阅这组采访中同事们的一篇篇稿件，一个问题突然跳了出来：类似的“巧合”，为何在政协屡见不鲜？
答案呼之欲出：是协商民主的制度，有效汇聚了民意和民智；是在人民政协的平台，意见得到整合，共识得以凸显；而成为事实的自贸区建设成就，恰恰证明了这套机制运作的适用和有效——这个收获不是意外，是必然。
我们更加理解，理解委员何以淡然，皆因“功成不必在我”；理解委员何以自信，因为“功成必定有我”——这个收获，虽意外，也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