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萨空了（左）、沈钧儒（中）、章伯钧（右）在香港研判国内形势。

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一生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沈钧儒诞辰150周年之际，回顾他参与人民政协制度创建的重要史事，对于进一步发掘沈钧儒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的时代价值，进而深入理解人民政协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民盟要坚决地 站在人民的立场”
沈钧儒早年曾中进士。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放弃仕途，赴日本攻读法政。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参与爱国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主旋律。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该会主席。4月下旬，沈钧儒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取得联系。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14人为常务委员。7月15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共同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结成“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抗日救国。8月10日，毛泽东致函沈钧儒等人“致送热烈的敬礼”，表示希望“同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沈钧儒等人的爱国救亡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七位救国会代表，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义愤。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最终“七君子”被无罪释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沈钧儒前往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其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建立直接联系，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由于种种原因，沈钧儒并未参加大会，但作为创议人之一，他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在行动上与他配合一致。”1942年，沈钧儒及“救国会”加入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组为由有党派与无党派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在重庆这一时期，沈钧儒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曾向周恩来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抗战胜利后，“救国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担任主席。他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提出要“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而奋斗到底”。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民盟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沈钧儒代表未到场的民盟主席张澜致词，指出：“和平与民主是相辅相成而相依为命的两件事，但在步骤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会议期间，沈钧儒等民盟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面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一起推动政协协议的达成。
但是，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政协会议结束不久，便公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当蒋介石为召开国民大会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时，沈钧儒与民盟成员选择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大”。沈钧儒和民盟的坚定立场，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国民党打击迫害“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的民盟，并于1947年10月27日悍然宣称民盟为“非法团体”。为保护盟员，民盟被迫解散。面对这一情况，沈钧儒坚决不改为民主和平奋斗的初衷，反对妥协。他曾坚定地表示：“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已不能公开搞，我们只有去香港吧！”“我如走不脱，剃掉胡子也要走！”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多位爱国民主人士遭暗杀或遇袭，沈钧儒也曾收到装有子弹的威胁信件。但他不顾艰险，乔装打扮，化名潘豫，改低年龄，于11月26晚登上游轮秘密离开上海去往香港。
到达香港后，沈钧儒与先后抵港的章伯钧、周新民及原本在港的民盟中央部分执行委员，召开8次谈话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正式举行。73岁高龄的沈钧儒被推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今天国内形势，民主与反民主已壁垒分明。我们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民盟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奋斗，这个信念是始终不渝的。”在闭幕会上，沈钧儒再次重申“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他明确提出在新阶段“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
“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亲笔致书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重申“五一口号”精神，并以协商的态度就当时形势的判断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发起者、参加范围、实施步骤等提出建议。
这封信开启了政党协商的先河。
“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迅速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五一口号”。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马叙伦、李济深等人发言。沈钧儒率先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认为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8日，在由《华商报》召集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沈钧儒发表书面谈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五一”号召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具有建设性的号召”“我们既为中国国民之一分子，我们便有响应的责任与义务。”在这个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五一口号”的发布表明中共“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达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体现出中共与全国人民合作、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决心与诚意。
据最新发现的一份文献资料记录，民盟中央曾在香港召开数次会议，讨论“五一口号”和新政协，沈钧儒保存了会议提纲和会议记录。这份文献在人民政协筹建历史上极其珍贵。它记载和彰显了民主党派响应和讨论“五一口号”的重要细节。会议提纲包括：第五项与其全文的关联在哪里；从国内和国际方面观察，中共为何在这时提出新政协的号召；新旧政协的性质、组织成分、要求目标的不同；新政协的号召对于美帝、蒋介石政府、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与海外侨胞的影响；新政协统一战线以什么为基础；怎样发动蒋管区同胞和海外侨胞方面响应新政协的号召；怎样从宣传、群众工作和政策研究方面促成新政协之实现。会上，盟员们提出了“我们是要真的和平。新政协一定要比旧政协彻底”，主张“注意研究中共文件”等。从这份资料上看，一开始，民盟对新政协的性质和意义，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6月14日，民盟发表了《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正与本盟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积极奋斗”。在这份声明中，民盟倡导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
6月30日，中共香港分局召开座谈会集中讨论新政协问题。沈钧儒深谋远虑地提出，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开新政协号召力度大，利于鼓舞人民解放军军事上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的崩溃和他们内部的动摇与分裂。他还建议，新政协应制定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则可另组机构来研究起草；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各省市县选出代表，在蒋管区还拥有半壁河山的情况下，谈不上全面选举。
在8月24日的《华商报》上，沈钧儒就召开新政协发表谈话。他就新旧政协的区别、召开新政协的意义、新政协会议应讨论的内容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强调：“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绝不允许有反民主的成分”“参加到新政协中，来商讨国是的，不论党派、团体、个人，必须完全站在民主的一方面。”他还指出，召开新政协是全国人民所热切盼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共同来负责，解决国是”。
在“五一口号”发表伊始，在香港新政协运动中，沈钧儒的一系列谈话、文章，对于各界人士了解中共主张、加强引导、提高认识，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都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和理论准备。
率先北上筹建新政协
尽管有重重危险，沈钧儒和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的行程，成为第一批“北上”者。
9月13日清晨，沈钧儒等人换了身份，乔装打扮，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开香港。沈钧儒、谭平山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平时蓄有长须，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爷。他们途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险些触礁。在大风大浪面前，沈钧儒这位经受过重大政治考验的老人，淡定如常，旅程中还在甲板上晒太阳、打太极。
中共中央专门委派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到朝鲜罗津港迎接沈钧儒一行。9月29日，他们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待诸事安顿后，沈钧儒等人于10月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次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自西柏坡联名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准备期内，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请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面对面协商新政协成为可能。1948年10月，为了更具体地同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似宜将名单及其他各项拟成一个文件，内容字句均须斟酌。周恩来与中央统战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委托高岗、李富春等东北局负责人，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进行协商。
在马迭尔宾馆，双方集中召开三次座谈会，围绕《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进行深入讨论。
中共中央对沈钧儒非常倚重。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提出了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专门提出“你们对名单上的人物有不熟悉之处，可先与谭老（谭平山）、沈老（沈钧儒）详谈，不够时还可与王（王绍鏊）、章（章伯钧）两人谈。”
在10月21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钧儒、章伯钧是“旧政协”的过来人。在大家的建议下，沈钧儒在会上扼要回顾了旧政协会议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这一论断今天仍然是学术界的共识。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章伯钧、蔡廷锴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建议。11月3日，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请单独告沈（沈钧儒）、谭（谭平山）、王（王绍鏊）三老：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是新中国建国程序的重大调整，也是这次协商座谈的重要成果。
座谈会期间，沈钧儒、蔡廷锴、朱学范等人还提议将中共中央完善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送至在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征求意见。经过广泛协商，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直接影响到新政协筹备乃至人民政协正式大会的召开。
完成新政协“诸问题”的协商讨论后，沈钧儒等人移居到刚刚解放了的沈阳。在沈阳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宣布“民盟中央已议决迁入解放区，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努力”。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自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新政协的舞台上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不久，就请沈钧儒到居所双清别墅一叙。为欢迎这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并拉着沈钧儒的手一直走到会客厅请他坐下。
此时的沈钧儒已74岁高龄，但他不辞辛劳，以饱满的激情参加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商谈新政协筹备的各项事宜。4月3日，他应邀到双清别墅参加集会，商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14日，应周恩来、李维汉邀请，在北京饭店听取有关国共和谈代表正式会谈情况介绍。27日，周恩来邀请沈钧儒商讨民盟参加政协的代表问题。5月24日，与民盟总部临工会全体成员赴周恩来举办的晚宴，商议政协召开前是否先开筹备会一事。27日，与“救国会”临工会委员一起，与周恩来商讨今后的政治趋势和民主党派发展问题。6月11日，与周恩来同车赴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寓所，参加讨论新政协会议的筹备问题……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筹备会上积极建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筹备会开幕典礼上，沈钧儒发言中率先赋予新政协强烈的“人民性”。他开篇就提出：“今天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日子。”他强调：只有扫除了反动统治，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的时候，“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的人民大协商，才能保证国家人民所需要的真正民主与持久和平的实现。我们今天开始筹备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样的一种人民的大协商会议。”
会议采纳了沈钧儒等代表们的意见，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沈钧儒是著名的法学家。他还从法理上阐述了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说：“今天所开始筹备的这个新政协会议，虽然不是通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因为它将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乃至各种职业、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实际威信，一定是不亚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
筹备会期间，沈钧儒参加常委会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第四小组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关于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的座谈中，沈钧儒积极发表意见。当有代表建议民盟单位“将沈衡老（沈钧儒）排列第一名”时，沈钧儒则婉言谢绝，表示民盟内部问题，仍须以张表方（张澜）列首名。这种英风亮节受到大家的崇敬。
推举人民政协正式会议的代表，意义重大。沈钧儒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坚持政治性和代表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人选。当“救国会”推选新政协代表时，王造时、庞荩青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沈钧儒，“要求沈老为他们提名做政协代表”，但他始终秉公处理，不曾动摇。
国旗国歌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7月初，沈钧儒特地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从北平寄给其子沈叔羊（美术工作者，时在上海），并在文件上亲笔写下：“国旗图案此间收到约有三种：一与苏联相似；一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一线条。汝有何意见否？”千里迢迢寄之以征求意见，可见沈钧儒对此问题关切之深。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这次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全面准备。沈钧儒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9月24日，沈钧儒代表民盟在大会上讲话，表示无保留地赞同和接受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等三个文件。他以法学家的逻辑，对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的意义和内涵进行解读。他概括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作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而且必须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
会议期间，沈钧儒作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代表提案的审查工作。9月26日，他还应邀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进一步协商国家名称是否需要保留“中华民国”这一简称问题。他从法学角度做了专业的阐释：“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凝聚着代表们的智慧，在政协大会上，新中国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30日，沈钧儒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日，他和政协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9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沈钧儒为常务委员、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作者李红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闪佳雯为中国政协文史馆宣传展览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