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对“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坚定信念的诠释,作为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在建校之初便肩负起重要的历史使命。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从最初的几栋校舍发展至今,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始终坚守着教育和科研的使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在复旦大学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中,藏匿着诸多充满故事的建筑,遍布了前人奋发的足迹。复旦校门淳朴典雅,见证了复旦筚路蓝缕的创业和发展历程。奕柱堂,不仅见证了学校发展的沧桑历程,还承载了从办公楼、图书馆到现今校史馆的多重功能变迁。相辉堂,则依然保持着其作为礼堂的庄重与典雅,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青春与梦想。而子彬院,这座昔日传道授业的殿堂,曾经是数学系的所在地。它见证了无数数学家和学者的智慧碰撞,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复旦学子在数学领域的探索与成长。
复旦大学玖园是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雅称,这里曾居住过多位名师大家,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到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再到新中国遗传科学的主要奠基人谈家桢、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蒋学模、《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等,可谓名家云集,群星闪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许多著名教授齐聚复旦,充实了复旦大学的师资力量。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1956年经报请上海市委同意,由党中央特批的教授宿舍开始动工兴建。
这栋楼是西班牙式别墅建筑,建筑的风格独特、建造精美,尤其是地坪马赛克和底层会客厅地板。1956年复旦大学提供这幢建筑给陈望道居住和使用,陈望道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1956年-1977年),他将房屋一层布置为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大客厅一分为二,东面一间作为客厅使用,西面一间和原来的小客厅都作为研究室的办公室,配电间和衣帽间则为研究室的资料、书报存放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语言研究中心,即后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二楼有一间大的书房和两间卧室,便于陈望道夫妇在夜间能够各自安心读书。
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陈望道。1919年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陈望道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3月陈望道在家乡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来到上海。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当即筹措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国福路51号陈望道旧居在2011年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建立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常设“宣言中译,信仰之源”主题展。《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在政治教育、思想启迪、文化传承、凝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复旦大学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中,藏匿着诸多充满故事的建筑,遍布了前人奋发的足迹。复旦校门淳朴典雅,见证了复旦筚路蓝缕的创业和发展历程。奕柱堂,不仅见证了学校发展的沧桑历程,还承载了从办公楼、图书馆到现今校史馆的多重功能变迁。相辉堂,则依然保持着其作为礼堂的庄重与典雅,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青春与梦想。而子彬院,这座昔日传道授业的殿堂,曾经是数学系的所在地。它见证了无数数学家和学者的智慧碰撞,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复旦学子在数学领域的探索与成长。
复旦大学玖园是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雅称,这里曾居住过多位名师大家,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到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再到新中国遗传科学的主要奠基人谈家桢、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蒋学模、《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等,可谓名家云集,群星闪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许多著名教授齐聚复旦,充实了复旦大学的师资力量。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1956年经报请上海市委同意,由党中央特批的教授宿舍开始动工兴建。
陈望道旧居
复旦大学玖园内的陈望道旧居,门牌号是国福路51号,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混合结构,二层至三层呈阶梯状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升高,东南角作二层圆柱形,屋顶覆盖绿色筒瓦,有点中西结合的混搭风格。因着这些绿色琉璃瓦,当时很多复旦学生亲切地称为“绿屋”。檐口下方带连续半圆券饰,多为上海西班牙风格建筑常用的装饰。墙面上设黑色钢窗,浅黄色水泥拉毛墙面。整个建筑偏向近现代主义风格。这栋楼是西班牙式别墅建筑,建筑的风格独特、建造精美,尤其是地坪马赛克和底层会客厅地板。1956年复旦大学提供这幢建筑给陈望道居住和使用,陈望道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1956年-1977年),他将房屋一层布置为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大客厅一分为二,东面一间作为客厅使用,西面一间和原来的小客厅都作为研究室的办公室,配电间和衣帽间则为研究室的资料、书报存放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语言研究中心,即后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二楼有一间大的书房和两间卧室,便于陈望道夫妇在夜间能够各自安心读书。
陈望道书房复原场景
陈望道(1891年-1977年),原名陈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返回故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陈望道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望道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3年陈望道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退党。此后,陈望道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任教。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辞海》总主编等职务。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陈望道。1919年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当时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译的都不准确,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陈望道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作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同时参考日译本。
1920年3月陈望道在家乡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来到上海。刚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为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魏金斯基当即筹措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厂,取名“又新印刷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篇幅是马克思肖像,这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印了一千册,很快售尽。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国福路51号陈望道旧居在2011年列为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建立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常设“宣言中译,信仰之源”主题展。《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在政治教育、思想启迪、文化传承、凝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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