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对上海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情怀。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的伟大探索，在上海启航；也不仅是因为上海的发展与成就，倾注了他无限的心血，更能深深牵动他的心的，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上海人民。

邓小平

一、从上海出发
1920年9月，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2名学生一起，乘着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轮船离渝东下，经过八天航行，途经宜昌、汉口、九江，最后平安抵达上海。
上海是中国的外贸中心，又是东部重要的通商通航口岸，当时所有由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首先汇集到上海，再由上海的上述组织安排赴法。重庆的学生到沪后，即由华法教育会安排他们住在“名利大旅社”，并在上海办理购买船票和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等项事宜。

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搭乘这艘轮船从上海出发赴法勤工俭学

一周后，也就是1920年9月11日，他们登上“鸯特莱蓬”（Andre-Lebom）号邮船，开始了驶往巴黎的航程，这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满怀着“学点本事”“工业救国”的希望，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留影

1926年初，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邓小平从法国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便奉命回国帮助冯玉祥部队工作。1927年10月，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此时的他已经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了。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环境，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了上海。
党中央迁到上海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秘密组织系统，设置好各类秘密机关。邓小平于1927年12月间，被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就这样，23岁的邓小平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

1927年秋至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也当过古董店的老板。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熟知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他都相当熟悉。1991年邓小平来上海，上海的一些同志陪同他乘车观看市容。邓小平兴致很高，于是便讲起了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一些情形。他说，为什么有一条路叫福熙路呢？那是因为这条路在法租界，而福熙则是一个法国有名的将军，因此用这位法国将军之名来命名。邓小平提起一些街道的旧名，还问上海的同志这些路后来叫什么名字。

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现为北京西路1060弄内）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旧址

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都设在外国租界区，以利用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方面的矛盾掩护自己。即便这样，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租界区同样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敌人利用各种手段，企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曾回忆说：“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捕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8年春至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

在这淘尽世事的上海滩中，曾存在着一片纯洁、美好的人间真情，让邓小平心境开朗，因为他在1928年的春天，结婚了。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是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那时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并未有感情的发展。后来，两人在武汉惊喜地相遇，邓小平迁往上海，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1928年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见过的人都说，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性格也很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
在上海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张锡瑗，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一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他们住在楼下。邓颖超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有说有笑的。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还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但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又常常不得不顾大家而舍小家。1929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赶赴广西。1930年1月他因汇报工作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妻子却得了产褥热，不幸与孩子双双去世。邓小平强忍着悲痛，甚至不能够多在上海停留片刻以掩埋妻儿，便又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程。
二、担当重任
1949年5月6日，江苏省丹阳县新北门内宝塔弄的戴家花园。这里是解放上海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

一向沉得住气的陈毅司令员显出了某些不安，几次三番地看表，不住地朝楼外的小街上张望。按说，从南京到丹阳的汽车早该到了，南京解放不过十来天，杭州刚刚解放，上海还有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大军守着，各地的散兵游勇尚没有全部肃清，所以，大家都有些担心。从中午等到夜幕降临，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夜深了，忽然听到马达声，汽车开近了，看到安然无恙的邓小平政委从汽车里钻出来，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
邓小平这次来丹阳，是和陈毅等同志共同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此时，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率二野和三野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渡江作战前夕，邓小平又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为适应指挥上海战役和加速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县城。

总前委成员合影（左二为邓小平）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工厂林立，人口密集，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国民党在京沪杭地区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据点。国民党重兵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上海作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单要消灭敌人，解放上海，同时要达到使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涂炭，战后生产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的目的。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既要歼灭防守上海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这一“战上海”的总的指导思想，后来，陈邓两人将其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又要不损坏瓷器。
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渡江战役作了具体部署。这个纲要于1949年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邓小平和陈毅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同志请到丹阳，以共同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邓小平还经常找人到戴家花园谈话。有的是来自上海的地下党员，有的是上海经济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非常熟悉上海内情的专家学者，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解放上海后，做好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丹阳，从地方和军队中抽调的5000多名参加接管上海的干部，在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与华东局的领导下，加紧进行接管工作的各项准备。首先是对这些干部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特别强调了入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及其他群众，反复说明了上海接管的好坏，对全国和全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政策纪律。
一次吃饭时，邓小平和几位同志议论当时的部队纪律状况不好，说丹阳城里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的。当有人说到我们有些领导人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有些没有戏票的硬要闯进戏院看戏时，邓小平重重地放下碗筷，激愤地说：“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没有戏票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
邓小平一连几天都抓严肃军纪的问题，他和陈毅不断找人研究上海的接管问题，亲自过问接管计划，过问“入城守则”和有关规定的制定，提出军队“不入民宅”，连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后来，解放军进入上海，不惊扰市民，不入民宅而露宿马路；军长在马路边搭帐篷指挥作战；骡马辎重和伙房不进市区，指战员用钢盔盛饭就餐，这一切都与丹阳纪律教育分不开。上海人民将解放军指战员誉为“仁义之师”，得出结论：“国民党回不来了。”

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街头，在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岸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从丹阳抵达上海。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成为邓小平、陈毅他们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陈邓二人下达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27日，上海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和解放同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来上海后，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尽管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各项工作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条不紊的开展。邓小平、陈毅因此而更加繁忙，他们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具有思想敏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富有创造性等特点。周恩来曾颇为感慨地评价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而他自己则是举轻若重。这虽是周恩来的谦虚之辞，其中也道出了邓小平的若干特征。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明令废止国民党金圆券的流通，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通过买卖银元、美钞、金块，造成人民币贬值。物价飞涨，不仅直接影响上海市民的生活，而且还影响到各大城市，影响当时支援解放战争的进行。知道这一情况后，军管会的几位负责同志立即于6月7日晚上去华东局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果断地决定，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务必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一网打尽，严加惩处。这一行动计划得到毛泽东的同意。6月10日，上海警备区、市公安局突击搜查并查封了证券大楼，逮捕重要投机分子238人，取缔了大楼外的银元贩卖投机活动。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

上海解放初期，邓小平一家在上海住地的留影

关于接管工作，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中指出，“一般来说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除了有党中央一套明确的政策，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有人民的支持等等，还在于“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在工作中，邓小平善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对于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中曾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49年7月中旬，邓小平完成总前委、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使命，离开了上海。他再次踏上上海这片土地，是1959年2月与李富春参加上海工业工作会议。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上海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任务，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对稳定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发展对外贸易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对上海的工人阶级是十分满意的，他1957年在西安干部会上说：“我向省委的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

1959年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电机厂

当然，上海工业基地作用的发挥，是同全国各地的支援分不开的。在1959年的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现计划的关键，就是要搞好‘全国一盘棋’。”“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开后门，要在一盘棋中努力，发挥积极性。当然，一盘棋内也有些机动。”他毫不掩饰上海之于全国的重要作用：“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也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参观视察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上钢三厂、上海电机厂等工厂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强调要抓质量，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更好地发挥上海对于全国工业化建设的基地作用。
三、开创新道路
1979年7月，邓小平开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方考察。他先去了安徽，之后来到上海。在上海他谈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开放“414”招待所。“414”招待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它位于上海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围墙高耸，戒备森严，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从196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住过这里之后，这座偌大的别墅整整关了十几年。
每天清晨，邓小平都要早起，在花园里散步。鸟儿啁啾的鸣叫，让他感到身心舒坦。几天下来，邓小平走遍了“414”每一个角落，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慢慢成熟。

1979年，邓小平在上海同市委常委合影

 一天， 邓小平把上海市委招待处处长叫过来，指了指“414”招待所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以后的几天中，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对外开放后的设想。他在会见全体上海市委常委时，又专门对大家说：“我这次来‘414’住了10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1980年“414”正式挂牌“西郊宾馆”对外开放，它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之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
“414”的开放，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推进了上海西郊虹桥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使刚刚制定不久的开放政策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向全国人民诠释了开放政策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二是重视和关心宝钢建设。邓小平还专门谈了宝钢建设问题。他说：“对宝钢，现在国内外议论纷纷。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当天，他还专门派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宝钢视察，了解宝钢的建设情况。在听取万里的汇报后，邓小平对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说，宝钢建设，中央已经定了，要搞下去，作用很大。你们一定要把宝钢建设好。

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

宝钢建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1978年12月，宝钢建设破土动工，在建设初期，围绕着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和利弊得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举世关注的大争论。全国人民在极大支持宝钢建设的同时，怀疑与否定的呼声也极高。“在我国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有必要花费巨额投资去建设宝钢吗？”“我们有能力建设一个高难度的钢铁联合企业吗？”……这些并非全无道理的议论几近乎使兴建中的宝钢工程中途夭折。这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恢复宝钢上马的英明决定。邓小平果断地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1984年，当宝钢建设处在决战的紧要关头，邓小平亲临现场，挥笔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技术进步指明了方向。当宝钢投产后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邓小平强调“钢要一亿两千万吨才够用，这是发展战略问题”。
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全党要抓紧进行的工作之一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农贸、商贸改革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位置。1983年2月21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上海胶州路农副产品贸易市场。这个市场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因地段好、交通便利、商品多、市头长，在上海颇有名气。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摊位上的冬笋、鲫鱼等的价格，问了知青办的合作商店的性质。当忙着采购的市民认出了他，都惊喜不已，鼓掌表示欢迎。邓小平微笑地向人们致意，并与个体摊贩亲切交谈，对市场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表示赞许。随后，邓小平又视察了另一个菜市场。

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邓小平对农贸市场的视察和肯定，促进了上海的商贸改革，一批特色市场先后建立。这一年，上海兴建了永安路黄鳝交易市场；次年，又成立了三官堂桥禽蛋市场；1985年，上海打破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格局，多渠道发展水果市场，之后，又相继成立了日用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建筑市场等多种市场，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大胆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批高层次的现代化大市场。
1984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问世，12月，新中国第一张相对规范的股票——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引起一些人的担忧和疑虑。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一试。”1986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来华访问，邓小平将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他。1990年12月19日，共和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交所正式开张营业。1993年交易额达到5200亿，全市股票上市品种达到129个，证券交易会员481家，交易席位达到2554个。

1984年1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规范的股票诞生

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一位美国朋友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了萌芽。他鲜明地反对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气魄，从理论和实践上拆除了“计划经济”的藩篱。1991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提出了著名论断：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直到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海以至全国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生产要素的新体制。市场促进了生产，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市场带来了经济的腾飞。
四、世纪的嘱托
21世纪的上海，夜晚的外滩依旧人影婆娑，一条曾经产生阻障的黄浦江，现在带来了隔岸观景的最佳效果。凭栏倚望的早已不是荒滩，一座座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在霓虹灯中闪烁着辉煌。浦东的蓬勃焕发了浦西的生机，新旧的繁华在都市的天空下回应着同一份嘱托。
1990年，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他对上海浦东开发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回京后，他建议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

1991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又明确指出：“上海人聪明，素质好”，“浦东如果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1年1月31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对上海市的领导说：要两手抓，两手硬。要求上海交出两份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
1993年，邓小平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你们上海去年努力了一年，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
1994年，邓小平又一次赞扬上海的“工作做得实在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这绝对不是巧合。1988年至1994年，邓小平七次亲临上海与上海人民共渡春节，直接听取上海的工作汇报，每一次都对上海的工作做出画龙点睛的指示。可以说，这些年上海的每一步前进，上海一轮又一轮的大变样，都凝结着邓小平的心血。
1990年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回北京后，非常郑重地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邓小平关于浦东开发的意见，经论证后迅速作出决定。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并指出：“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摇篮。上海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始终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等各项主要指标，都属全国第一。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许多兄弟省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一些省市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上海。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摆脱困境，走向振兴，不仅是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振兴中华的历史要求。事实上，邓小平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来把握上海的。
整个80年代，尽管经济的增长幅度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导致了连续数年的地方财政赤字，而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款项始终没有打过任何折扣，一直高居全国榜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中，上海在大局中处于“后卫”的角色，虽然盘根错节，忍辱负重，却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由于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全国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改革开放只能采取渐进的战略，在内容和范围上逐步深化，在地域上逐步推进。二是由于上海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竞争活力萎缩，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的难度相对较大。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首先从南部沿海起步，是因为它们与国际联系多，交通便捷，对全国经济大局影响不大，计划经济控制较薄弱，起步较容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有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经过十年的实践，经济特区作为“窗口”与“基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创造了“特区速度”，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协调发展，而且成为我们与世界交流的桥梁。1987年6月，邓小平在回顾总结对外开放时说：“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如果说80年代决定建立经济特区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的话，那么90年代开发开放浦东，则是经过十年实践并取得成功经验后，进一步综观全局，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需要作出的科学抉择。如果说80年代的开发开放是从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的地区入手的话，那么90年代的开发开放则是以特大型城市为龙头，以更大的气魄，向中华腹地挺进。浦东这着棋，晚下了十年，然而“十年磨一剑”，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邓小平的这个要求，反映了他对上海的殷切期望。他说，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邓小平对浦东开发开放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特别关注并推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决策。1991年1月18日，又谆谆嘱咐上海人民在浦东办经济特区，发展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他非常支持浦东开发中金融先行的作法，精辟地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推动下，浦东一迈出开发开放的步伐，便显出特有的实力与气势。中共中央、国务院赋予浦东开发开放10项优惠政策，凸现了浦东新区在享有一般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和部分经济特区政策之外，还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并享有在全国率先试行的权利。比如：在浦东新区外高桥试办全国第一个保税区（Free Trade Zone），允许上海试办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允许外资在上海范围内开办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等等。上海的金融贸易改革因此而瞄准世界水平，与国际惯例接轨，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1991年，邓小平对上海市的负责同志讲：“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指示上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他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2月，邓小平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他要以一位88岁老人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改革开放做最好的诠释。在视察上海时，邓小平提出了“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的要求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希望。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来到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上海贝岭公司。该公司生产为数字程控交换机配套的集成电路，是由中方绝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邓小平在公司接待室饶有兴趣地看完12分钟的公司简介录像，仔细听取了公司总经理陆德纯的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他看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在参观过程中，陆德纯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第一次引进的。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现场的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大家正在发愣的时候，邓小平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1992年2月，邓小平向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青年员工挥手致意

2月12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一边听取闵行开发区总经理鲁又鸣的汇报，一边提问。当听到开发区是全国单位土地面积引进外资最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是1:2.8，早已全部收回投资时，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并提高嗓音讲，这有利于社会主义。他还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作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

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听取上海闵行开发区情况汇报

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陪同下，第三次视察浦东。这一天寒风细雨，风力达6级，气温一下子降至摄氏零度左右。邓小平乘坐汽车经南浦大桥，驶向内环线浦东段，视察浦东最大的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沿路看见浦东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已经初具规模的浦东基础设施，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同来的邓楠说：“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邓小平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汽车在雄伟的杨浦大桥上停下来，车门打开，一阵寒风带着雨点迎面扑来。这时，等候在桥上的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总指挥朱志豪迎上前说：“桥上风大，下雨，又冷，还是我上车向老人家汇报吧。”邓小平却坚持要下车。下车后，他沿桥走了几十米，并握住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视察杨浦大桥

“两浦姊妹花，一色斜拉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的建设，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由他亲笔题写的桥名，高高悬挂在两座大桥的塔顶。1991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浦大桥工程时就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他一再强调，要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指出：“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上海人民牢记邓小平的嘱咐，紧紧抓住以开发开放浦东为核心的大发展机遇，在市政建设方面迈开了新的大步。1992年，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了100亿元资金，各项重点工程建设全面推开，全市头号工程浦东杨高路实现了当年动员搬迁，当年开工，当年通车；外滩综合改造一期工程只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地铁、杨浦大桥、合流污水工程、内环线高架等重大工程进度也明显加快……对这些巨大成就，邓小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1993年春，邓小平要求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好，社会风气坏，即使经济成功，也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而且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明确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他的期望和鞭策，为上海整体推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自党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来，上海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城市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历史性成就，交出了经济建设的满意答案。同时，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使政治理论学习、思想道德建设、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进一步塑造了国际大都市的文明形象。
“上海变了。”这是1994年元旦之夜，邓小平在新锦江大酒店顶层，俯瞰灯光璀璨的上海不夜城景色时，深情的感叹。1988年至1994年他与上海人民共迎新春，七年中踏访了上海的工厂、商店和学校，七年留下了多少希望与嘱托。也是七年，在他的目光中，在全世界的目光中，上海发生了多少神奇的变化。然而邓小平，这位描绘蓝图的老人，他的胸怀里，这些还远远不够……
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上海过春节，回京那天，他特意把吴邦国和黄菊叫上火车，殷殷叮咛：“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1994年2月，邓小平要求上海抓住20世纪最后一次机遇

曾经在1992年来沪时，邓小平就叮嘱上海的负责同志：“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他在上海再一次谈到了机遇：“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在邓小平对上海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鲜明的主题。他每次来上海视察，都谈到要抓住机遇，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机遇，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的“能量”积聚是机遇；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机遇，浦东开发开放是机遇，“一个龙头，三个中心”……这些都是机遇。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机遇”涵盖了许多具体而不断发展的内容，必须善于认识机遇，更重要的是把握机遇，用好机遇。邓小平的嘱托和期望，成为上海人民奋发进取的巨大动力。上海人民紧紧抓住世界看好中国、看好上海、看好浦东的有利时机，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跃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