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力释放内需潜力，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更高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
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中间需求，两者共同构成了内需。最大限度释放内需潜力，必须从消费和投资两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单兵突进，往往事倍功半，缺乏可持续性。只有两者良性互动，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才能都充分发挥，进而不断夯实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而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企业投资信心偏弱、能引领需求的优质供给偏紧等短板，制约着内需潜力的释放。
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立足长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打破消费、投资对立的观念，更多看到消费、投资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高增长的基础是较高的投资。在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以略高的投资，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但投资，尤其是生产性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否则就可能出现整个社会供过于求、产能过剩。因此，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维持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
其次，从国民经济畅通循环的角度，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各环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起来”。我国拥有14亿人口，市场永远在、消费永远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远在，关键是如何精准发力，有效解决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等问题。短期来看，新的稳消费政策出台，消费场景修复，缓解了居民“不便消费”的状况，带动消费增速企稳反弹。但长期来看，以稳就业、促增收解决“不敢消费”问题，以提品质、强预期解决“不愿消费”问题，才是消费的基础。为此，一是需要在收入分配方面进一步向居民倾斜，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低收入人群更加倾向于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二是促消费，既要盘活“存量”，更要创造“增量”，除了大宗消费，养老、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等方面都孕育着大量消费需求，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力点；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优先，完善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短板弱项。
消费在持续升级，老百姓“买买买”的需求也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断推动供给创新是消费提质升级的源泉，既要有传统消费的转型升级，又要有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的扩能增效。为此，一是需要更好地发挥商业服务业在引导消费理念转化、创造消费新领域、提升消费能级中的应有作用，准确洞察消费结构、消费环境持续变化带来的消费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上持续加大创新力度，特别是要在新消费品类、新消费服务上下更大的功夫，不断创造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有效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让“上海购物”成为响亮城市品牌。二是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破除消费障碍壁垒，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精准感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新型消费态势，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加速发展，促进新消费提质扩容。
最后，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投资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在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本等要素趋紧制约下，必须围绕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做文章。从微观的角度看，政府需要在严控债务规模的同时，优化融资模式，改善收益—成本不匹配的融资结构，减少效率偏低的生产性投资项目和社会效益偏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政府投资的整体效率（效益）。这需要对政府的投资项目进行效率（效益）评估。民间投资更注重未来市场的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主体会更加谨慎，需要政府投资发挥撬动作用的同时，给予更多政策鼓励和支持，激发市场自发的投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为此，要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相关政策，探索合理回报机制，扩大有效投资的空间，改善民间投资条件，落实和完善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机制，加强地方政府、企业、投资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创新投融资方式，丰富民间投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常委、太平人寿上海自贸区分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