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林伯渠主要是在东北、湖南等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年初,浏醴萍农民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受同盟会总部委派至东三省从事“边疆革命”。至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鉴于长江流域在全国革命形势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其后便策划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欲先在湖北、湖南发动起义。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林伯渠小孙中山20岁,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忠实的追随者和襄助者。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双重党籍的特殊身份成为沟通国共两党合作的桥梁。
1919年5月12日,孙中山在林伯渠来信上批复
由结识而感召
1904年春,林伯渠以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并“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革命思想。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至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讨组织革命联合政党。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定于8月13日举行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林伯渠与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林伯渠曾回忆:“中山作了一篇很煽动的演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以极大的震撼,并决心追随孙中山。1905年8月,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洪流中。
1906年年初,林伯渠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到湖南长沙主办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其间,林伯渠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的陈家鼎和禹之谟等同盟会员互相联络,并负责《民报》在湖南的秘密发行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报》、杨幼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在学生中广泛流传,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林伯渠主要在东北、湖南等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年初,萍浏醴农民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受同盟会总部委派至东三省从事“边疆革命”。至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鉴于长江流域在全国革命形势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其后便策划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欲先在湖北、湖南发动起义。
此后,林伯渠受命回到湖南,与焦达峰、杨任等人恢复了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活动,在湖南体育会、铁路学堂等处设立机关、据点,在新军与巡防营中从事策反工作。当时,湖南共有20个巡防营,湘西驻8营,常德驻3营。由于各巡防营的文书等不少人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堂的同学,经过林伯渠等的联系和宣传,他们很快就同意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驻长沙的湖南新军于10月22日首先响应,联合巡防营在焦达峰、陈作新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宣布湖南独立。虽然后来革命成果为立宪派所夺取,但是湖南起义在派兵援鄂及其他各省响应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其中林伯渠功不可没。
困境中的追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是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废除约法、军阀割据和长期混战等局面,孙中山意欲建立的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梦想破灭。虽然孙中山在这段时间内处于革命低潮和现实困境,但是他得到了林伯渠等革命派的衷心追随。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是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许多人表示反对。而林伯渠与廖仲恺、林修梅等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毅然同意。孙中山对林氏兄弟对他的衷心追随非常感动,曾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发起护国运动。林伯渠亦回国参加了程潜、林修梅组织的湖南护国军,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到汉口、长沙等地组织反袁机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逝世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林伯渠于9月前往上海拜见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商讨革命方略,此后,孙中山对林伯渠颇多倚重。
1917年7月,段祺瑞当政后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于9月18日在衡阳起义。此后,林伯渠多次赴广州向孙中山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中山敦促粤桂两省出兵湖南,支援义军作战。湘粤桂联军与傅良佐作战后,孙中山委任林伯渠为湖南护法军劳军使前往部队参战。1917年11月20日,程潜率起义军攻入长沙,驱走傅良佐。程潜被任命为省长,林伯渠为省财政厅长。但在1918年春,北京政府向湖南发起疯狂进攻,湖南护法军屡遭失败。而孙中山亦在1918年5月因西南军阀的排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
“一战”结束后,南北军阀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一度谋求南北议和。1918年12月,孙中山派林伯渠到广州、香港等地调查西南各方对南北议和的态度。林伯渠在香港寓所致信在沪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在粤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对南北议和的态度。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3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5月12日,孙中山在林伯渠致函上批示,指出南北议和是“借和议以分赃”,号召“吾党当竭诛之”,望“奋勉为国立功可也”。
林伯渠手迹 (资料图片)
国共合作的桥梁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孙中山开始思考中国革命未来的联合力量,也使林伯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林伯渠于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陈炯明兵变之后,孙中山坚定了与苏俄合作、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心。林伯渠国共两党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据张国焘回忆,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针对陈独秀提出的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陈公博、谭平山等倾向于支持陈炯明,而林伯渠则发言坚决支持孙中山。后由于林伯渠的努力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同孙中山合作。
林伯渠积极促成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随后又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2年8月,林伯渠陪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多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的多次密谈,也与林伯渠的介绍和促成有关。宋庆龄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认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
1923年2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大会,任命彭素民为总务部部长,林伯渠为副部长。林伯渠得知任命后,致函孙中山,表示将继续追随,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在国共合作期间,林伯渠除了协助部长处理部务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往来文电;同时又是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上海及江浙、湖南等地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请林伯渠帮助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伯渠委派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回湘组织。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国民党分部。林伯渠还积极介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也是在林伯渠的促成下得以实现。
林伯渠于1923年年底来到广州,为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斡旋。他还积极促成毛泽东、夏曦、袁达时等出席国民党“一大”。当时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还与谭平山多方活动。最终大会决定由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3人作为湖南代表出席,而毛泽东等3人则以海外分部的名义出席。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鉴于林伯渠在国共合作中的贡献,1960年,老同盟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林伯渠主要是在东北、湖南等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年初,浏醴萍农民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受同盟会总部委派至东三省从事“边疆革命”。至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鉴于长江流域在全国革命形势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其后便策划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欲先在湖北、湖南发动起义。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林伯渠小孙中山20岁,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忠实的追随者和襄助者。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双重党籍的特殊身份成为沟通国共两党合作的桥梁。

由结识而感召
1904年春,林伯渠以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并“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革命思想。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至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讨组织革命联合政党。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定于8月13日举行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林伯渠与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林伯渠曾回忆:“中山作了一篇很煽动的演说。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以极大的震撼,并决心追随孙中山。1905年8月,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洪流中。
1906年年初,林伯渠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到湖南长沙主办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其间,林伯渠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的陈家鼎和禹之谟等同盟会员互相联络,并负责《民报》在湖南的秘密发行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报》、杨幼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在学生中广泛流传,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林伯渠主要在东北、湖南等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年初,萍浏醴农民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受同盟会总部委派至东三省从事“边疆革命”。至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鉴于长江流域在全国革命形势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划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其后便策划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欲先在湖北、湖南发动起义。
此后,林伯渠受命回到湖南,与焦达峰、杨任等人恢复了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活动,在湖南体育会、铁路学堂等处设立机关、据点,在新军与巡防营中从事策反工作。当时,湖南共有20个巡防营,湘西驻8营,常德驻3营。由于各巡防营的文书等不少人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堂的同学,经过林伯渠等的联系和宣传,他们很快就同意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驻长沙的湖南新军于10月22日首先响应,联合巡防营在焦达峰、陈作新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宣布湖南独立。虽然后来革命成果为立宪派所夺取,但是湖南起义在派兵援鄂及其他各省响应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其中林伯渠功不可没。
困境中的追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但是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废除约法、军阀割据和长期混战等局面,孙中山意欲建立的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梦想破灭。虽然孙中山在这段时间内处于革命低潮和现实困境,但是他得到了林伯渠等革命派的衷心追随。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是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许多人表示反对。而林伯渠与廖仲恺、林修梅等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毅然同意。孙中山对林氏兄弟对他的衷心追随非常感动,曾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发起护国运动。林伯渠亦回国参加了程潜、林修梅组织的湖南护国军,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到汉口、长沙等地组织反袁机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逝世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林伯渠于9月前往上海拜见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商讨革命方略,此后,孙中山对林伯渠颇多倚重。
1917年7月,段祺瑞当政后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于9月18日在衡阳起义。此后,林伯渠多次赴广州向孙中山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中山敦促粤桂两省出兵湖南,支援义军作战。湘粤桂联军与傅良佐作战后,孙中山委任林伯渠为湖南护法军劳军使前往部队参战。1917年11月20日,程潜率起义军攻入长沙,驱走傅良佐。程潜被任命为省长,林伯渠为省财政厅长。但在1918年春,北京政府向湖南发起疯狂进攻,湖南护法军屡遭失败。而孙中山亦在1918年5月因西南军阀的排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
“一战”结束后,南北军阀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一度谋求南北议和。1918年12月,孙中山派林伯渠到广州、香港等地调查西南各方对南北议和的态度。林伯渠在香港寓所致信在沪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在粤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对南北议和的态度。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3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5月12日,孙中山在林伯渠致函上批示,指出南北议和是“借和议以分赃”,号召“吾党当竭诛之”,望“奋勉为国立功可也”。

国共合作的桥梁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孙中山开始思考中国革命未来的联合力量,也使林伯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林伯渠于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陈炯明兵变之后,孙中山坚定了与苏俄合作、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心。林伯渠国共两党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据张国焘回忆,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针对陈独秀提出的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陈公博、谭平山等倾向于支持陈炯明,而林伯渠则发言坚决支持孙中山。后由于林伯渠的努力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同孙中山合作。
林伯渠积极促成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随后又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2年8月,林伯渠陪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多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的多次密谈,也与林伯渠的介绍和促成有关。宋庆龄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认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
1923年2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大会,任命彭素民为总务部部长,林伯渠为副部长。林伯渠得知任命后,致函孙中山,表示将继续追随,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在国共合作期间,林伯渠除了协助部长处理部务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往来文电;同时又是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上海及江浙、湖南等地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请林伯渠帮助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伯渠委派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回湘组织。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国民党分部。林伯渠还积极介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也是在林伯渠的促成下得以实现。
林伯渠于1923年年底来到广州,为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斡旋。他还积极促成毛泽东、夏曦、袁达时等出席国民党“一大”。当时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还与谭平山多方活动。最终大会决定由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3人作为湖南代表出席,而毛泽东等3人则以海外分部的名义出席。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鉴于林伯渠在国共合作中的贡献,1960年,老同盟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责任编辑:张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