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日，上海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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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6日，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两幅领袖画像就摆放在东区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之后，每逢人民宣传队去工厂或者群众集会作宣传的时候，都会将这两幅画像高高举在队伍的最前面。
1949年5月27日，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有的逃跑，有的挂起白旗投降，虽然仍会传来零星枪声，但上海已经解放。新闸路靠近泰兴路的一幢绿色洋房，平时大门紧闭，很少看到有人进出，和周围邻居也不来往，当天却敞开边门，走出一位穿着时髦的妇女和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3人将两幅2米高、1.5米宽的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油画像搬到停在门口的三轮车上，慢慢走出弄堂。这两幅领袖像是怎么画出来的？ 原来就出自这两位青年之手。这两位青年都是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的学生。 一个叫戚国埏，一个叫许福闳。
1949年年初，许福闳的父亲许大纯虽已弃政从商，但还是挂着“少将参议”头衔。凭借着过去的老关系，他们一家搬进了这幢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小洋房。当时，底层只住了一位看门的老人；二层有一户3口之家，男的是国民党现职军警人员；许家住在二楼的另外3间房间。国民党军警和保甲人员从来不过问这里的一切。于是，小洋房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个安全场所。
那时，许福闳只有16岁，读高二。因为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以及自己家里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在早年参加革命的哥哥的影响下， 较早就萌发了追求进步和参加革命的愿望。他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党的一些外围活动，如编印刊物、演出戏剧等。经过几年考验，1948年年底，经组织批准，许福闳和戚国埏等人一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上旬，麦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一心根据上级党组织张显崇的布置，告诉许福闳：“上海即将解放，我们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现在，组织上要我们各画一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像，让上海人民在解放当天就能看到领袖的画像，并将领袖的画像高举在人民宣传队的最前面，引导庆祝队伍行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由于你家里比较安全，所以画家是否就住在你家里画画。这项活动要非常隐蔽，不得与任何外人接触，一定要采取周全的保密与安全措施。”听完陈一心传达的指示，许福闳立刻明白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知道，在白色恐怖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当然，党组织把那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一个中学生，也是对自己极大的信任。许福闳认真考虑后向陈一心表示：“没问题，坚决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许福闳马上回去做准备。他请比自己高一级的一位姓韩的女同学陪他到木匠铺订做了画架；将画室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并在画架上罩上画布，房间门上装上门帘，拉好窗帘，使得外面看不见室内的活动。 一切安排停当后，许福闳便带着一卷报纸，来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今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对面的一幢新式里弄。敲门后，出来一位约30岁的男人，当他看到许福闳手上拿的报纸时，马上知道是自己人。因为报纸就是联络暗号。他直截了当地问：“什么时候走？”许福闳回答：“就现在。”他听完便转身进屋，一会儿工夫，便拎着一只黑色的小画箱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一起来到许福闳的家里。
此后，两个人就在许福闳的卧室里画像，一日三餐均由许福闳母亲照料。许福闳则住到同学家里。那段时间，两个画家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画像里，整日闭门不出，一门心思画画。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左右，油画像终于完成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画家带着他的助手，悄悄地离开了许福闳的家。当时，许福闳并不清楚这两位地下党员的姓名，但是对他俩，许福闳很佩服。一直到多年后，许福闳才知道，画家叫周祖泰，当时为新美术研究会负责人。该研究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艺术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祖泰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86年去世。
又过了10天左右，已经可以听到上海郊区的隆隆炮声。5月25日早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市区，沪西地区首先解放。这时，戚国埏住在许福闳家里。他们急切企盼上海全城解放。因为麦伦中学位于苏州河北面，所以要等那里也解放，才能把领袖的画像送到学校里去。25日、26日，苏州河上所有桥面都不能通行，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隔桥对峙。27日，桥面终于通了。戚国埏和许福闳在许福闳母亲的帮助下，立即将画像从屋里搬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沿着新闸路、北京路过外白渡桥，最后抵达麦伦中学。沿途的行人都向画像投来惊奇的目光，更多的是带着疑问。到学校时，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已经集合了。当这两幅画像出现在大门口时，全校师生都非常吃惊。有不少学生就是从这两幅画像开始认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
7月6日，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这两幅领袖画像就摆放在东区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之后，每逢人民宣传队去工厂或者群众集会作宣传的时候，都会将这两幅画像高高举在队伍的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