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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我国的发展绘制蓝图。
1953-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大规模现代经济建设的开端，对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回顾了“一五”计划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的编制过程。
为什么要编制“一五”计划
▲1952年国庆节，展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成果的游行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为我国提供了建设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但同时，我国现代工业尤其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当时，我国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关于我国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的状况，毛主席讲了一段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中国人还得谦虚谨慎，发愤图强，继续奋斗。
为了进一步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是怎样编制的
1951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会议明确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于当年春天提出了五年初步设想，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最初尝试。1951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1952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试编出《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一草案虽然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还略显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心里是没有底的，只能向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显著成绩的苏联学习经验，并希望得到帮助。
8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赶赴苏联征询意见。在苏联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陈云两次拜会斯大林并专门请教“一五”计划问题。斯大林诚恳地对“一五”计划谈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我认为太高了，应该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周恩来等对斯大林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后来这些意见在定型的计划中大都得到了采纳。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右三为周恩来，右二为陈云。
9月中旬，周恩来和陈云离开苏联回国后，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求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我国的具体项目。
1952年底，中央领导层细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结合实际作出了四项指示：一是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三是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四是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1953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各大区又进一步广泛收集了有关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和数据。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资料和数据，对上年编制的计划草案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
4月，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拿出了意见：一是认为“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二是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三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是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是要注意农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发展；六是要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七是要提高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国家的积累和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等。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也符合中国实际，由此成为修改“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计划指标应留有余地”的精神，又进一步下调了原计划中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等项指标，并在计划中强调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重大修改对后来计划编制工作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4年2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由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8人小组。在陈云和李富春的主持下，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和修改。于4月初制定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
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
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
11月，在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并对“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
▲195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中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至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圆满结束。
（本文选编自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精华》1999年第11期。原题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
1953-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大规模现代经济建设的开端，对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回顾了“一五”计划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的编制过程。
为什么要编制“一五”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为我国提供了建设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但同时，我国现代工业尤其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当时，我国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关于我国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的状况，毛主席讲了一段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中国人还得谦虚谨慎，发愤图强，继续奋斗。
为了进一步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是怎样编制的
1951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会议明确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于当年春天提出了五年初步设想，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最初尝试。1951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1952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试编出《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一草案虽然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还略显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心里是没有底的，只能向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显著成绩的苏联学习经验，并希望得到帮助。
8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赶赴苏联征询意见。在苏联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陈云两次拜会斯大林并专门请教“一五”计划问题。斯大林诚恳地对“一五”计划谈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我认为太高了，应该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周恩来等对斯大林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后来这些意见在定型的计划中大都得到了采纳。
9月中旬，周恩来和陈云离开苏联回国后，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求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我国的具体项目。
1952年底，中央领导层细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结合实际作出了四项指示：一是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三是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四是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1953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各大区又进一步广泛收集了有关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和数据。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资料和数据，对上年编制的计划草案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
4月，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拿出了意见：一是认为“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二是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三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是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是要注意农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发展；六是要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七是要提高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国家的积累和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等。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也符合中国实际，由此成为修改“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计划指标应留有余地”的精神，又进一步下调了原计划中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等项指标，并在计划中强调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重大修改对后来计划编制工作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4年2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由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8人小组。在陈云和李富春的主持下，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和修改。于4月初制定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
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
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
11月，在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并对“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至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圆满结束。
（本文选编自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精华》1999年第11期。原题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
责任编辑：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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