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两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前，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北京，上海人民闻讯奋起，热烈响应，积极战斗。“六三”运动后，当北洋政府大举逮捕爱国民众时，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举行了政治大罢工，奏出了五四运动交响曲的最强音，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新青年》掀起思想解放浪潮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会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藉此应运而生。以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例，1912年出书132种，1915年出书239种，1919年为249种，1920年则达到352种。1911年至1920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总计出书2657种，其中占首位的社会科学类为801种。就更宽广的层面而言，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上海的福州路更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据时人回忆：福州路是大小书局和文具仪器商店的集中地，因此，当时有“文化街”之称。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网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新型文化事业是依循市场原则来运作的。譬如，《新青年》的发行机构即是民办的群益书社。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10年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五四运动时著名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即由50多所上海学校和江浙地区学校的代表所组成。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
在《新青年》等杂志的引领下，思想解放的新浪潮席卷全国。这一思想启蒙运动，就社会层面而言，它实际上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与招聚。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最初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16000份。依托着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舆论市场的优势地位，《新青年》将思想启蒙的理念逐渐传布到神州大地。譬如，《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号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座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
另外，五四时期的其他名刊如《太平洋》（上海）、《每周评论》（北京）、《国民》（北京）、《新潮》（北京）、《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多半位于上海。根据曹聚仁的回忆：“邵力子主编《觉悟》态度最为积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好……经常替《觉悟》写稿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后来都是社会革命的激进者。”
上海学联举行游行示威
提到五四运动不能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因为五四运动是由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引爆。1917年至1918年间，日本为北洋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支持中国参加一战。而北洋军阀则以此项借款扩军备战，试图南下，武力统一中国。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1919年年初，“一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国内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巴黎和会又无端出卖中国山东权益给日本。在双重失望之下，国人群情激愤。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拯救民族危亡唯有依靠国民。国民社和新潮社两个社团决定联合各校学生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尽国民之责任，向北洋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当时恰巧在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1919年5月5日深夜，当复旦公学的学生们还在睡梦中时，突然被一阵钟声惊醒。国文教师邵力子向大家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北京的爱国学生已经行动起来，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5月7日，国民大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学生与各界人士2万余人参加。他们举着声讨卖国贼的旗帜，抗议青岛的丧失、中国北洋政府的卖国和北京学生的被捕。数人发表了演讲，通过了决议。会后，示威游行直达法租界。5月9日，许多学校停课，工厂、商店停业，以示纪念国耻。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成立宣言提出其宗旨：“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5月14日，北京、天津学生代表到上海，上海学联举行欢迎大会。26日，上海60余所学校举行总罢课，2万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典礼。在国旗下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无反顾。”典礼后，还举行了游行。31日，上海学联与上海工商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大会。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等出席并发言。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6月3日，学生代表动员商界罢市救国。4日，获悉北京发生大逮捕，学生上街挨家挨户动员商店罢市。
五四运动推动中共创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知识分子不是唯一被爱国情绪感染的群体。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并日趋壮大。据1920年《新青年》“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76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尽管“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1919年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立即行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仅首日罢工工人就达2万之多。除邮政工人声明“各地救国团体相互联系”之需要不罢外，全市纱厂、钢铁、运输、印刷、土木、油漆行业和马车夫等都参加了罢工，涉及行业之广、行动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公开宣称其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的目的是为了“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罢工者不下11万人，连同店员、手工业工人7万多人，共18万人。紧接着，就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开始“三罢”斗争。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了上海，并将运动推向高潮。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为中国早已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虽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群众跟进，取得胜利。这开了一个先河，譬如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的，最早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陈独秀应邀到上海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他说，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五四运动有其独特的精神，这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傅斯年、罗家伦的看法完全一致：五四精神除了爱国救亡之外，更重要的乃是社会革命、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建作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根据俄罗斯学者齐赫文斯基征引的档案史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半数以上的年龄在25岁以下）；近70%的人出身地主家庭，10%的人出身官僚家庭（第149号文献第60页）”。剑桥大学学者方德万（Hansvande Ven）亦曾对五四前后的进步社团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做过考察，他认为，“研究会”性质的知识分子团体与共产主义小组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有着一个从“朋友”到“同志”的内在逻辑，后来的中共发起组即从五四前后这些跨地域、跨阶级的彼此互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群体中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澎湃初心之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辨析，即可体察，五四运动是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最终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文化起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