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于无声处》剧组全体人员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舞台的合影，前排左三为宗福先  资料照片
宗福先（1947— ），第十届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市政协常委。著名作家、编剧。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
口述者　宗福先
10月底，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作品演出季专门排演话剧《于无声处》，纪念这部话剧首演40周年，更纪念那个借由这部话剧徐徐拉开帷幕的崭新时代——改革开放。
我是这部话剧的编剧。曾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我回答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闭起眼睛，就会看到许多东西，会有很多想说的话。我们经历的时代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作为一名作家，不可能不在心底引起各种各样的震荡。”
一晃40年过去了，我愿回忆那年心底震荡起的惊雷，与大家分享《于无声处》创作演出过程中的一些难忘瞬间。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6年，我还是上海热处理厂盐浴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当年4月6日，清明节刚过，我到上海火车站对面一家小旅馆与一位朋友会面，得知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情况。
他告诉我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上百万人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听得我热血沸腾，这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都不敢说罢了。那天我很激动，有一种找到队伍的归属感。这位朋友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写东西。现在虽然不是写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是各种各样的人表演最充分的时候，你应该把眼前的一切都记下来，将来早晚有一天能写出来。”这话给我印象很深。
但“四五天安门事件”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真如兜头一盆凉水，我郁闷透了。那个夏天特别闷热。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我想，“月光如水照缁衣”何时才能到来呢？
当年10月，我陪母亲去爬黄山，在山中与外界隔绝6天，音讯全无。出山时，车子一个拐弯，陡然只见对面山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我连夜坐车回到上海：大街上有许多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大字报。
第二天，我走到人民广场和外滩看大字报，看着街上涌动的人群，大家脸上洋溢着那种由衷的笑容，让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心要写一个剧本。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78年5月我大病初愈，病休在家，于是我用了三周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于无声处》剧本的初稿。
后来，有无数人夸奖我“敢于闯禁区”的勇气。在外交部、文化部为各国驻华使节组织的专场演出前的酒会上，也有外国使节问我：你是不是有亲戚在中央工作，他们告诉你“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了？
其实，我就是一名在生产第一线的重体力劳动者，一个月的定粮43斤。当时上海普通居民和一般职员、教师是26斤。我不可能知道“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我只是坚持一个最朴素的想法：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罪？反抗“四人帮”有什么罪？“四五天安门事件”不平反，没有天理！
至于勇气，在那时当然还是要有一点的，毕竟这次事件在当时还属于“反革命事件”，还未平反。
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苏乐慈导演是第一个看到并且支持这个剧本的。读完剧本后，她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没有苏乐慈导演，这部戏不可能那么快在舞台上立起来；很可能，从此就没有了《于无声处》！
工人文化宫业余剧团的演员张孝中等人，看完剧本后热血沸腾，纷纷说：“这个剧本不排，我们排什么？！”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啃两个白馒头就往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赶。张孝中所在的上钢一厂在吴淞，距离市宫22.4公里；冯广泉所在的吴泾化工厂距离市宫19.1公里；施建华所在的重型机器厂距离市宫33.4公里……请记住，他们是在当年的交通状况下来回奔波了两个月！
有一次，张孝中对我说：“哥几个这么为你卖命，戏要是成功了，你可得请客。”我说：“成功了，我请你们吃饭，可要是我‘进去了’，你们可得给我送饭。”结果，周围的演员抢着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时规定业余剧团只能演独幕剧，是苏乐慈导演努力说服有关领导，大家才有资格演出这部四幕话剧。那时排练和演出除了到晚上10时后有两角七分钱的夜餐补助外，没有任何报酬。但大家热情不减，每天下班后从上海各个工厂汇聚到工人文化宫，排练两三个小时。
1978年9月22日，《于无声处》首演，票价1角，前来观看的都是剧团成员的家属。首演地——上海工人文化宫十分简陋的小剧场，舞台只要十步就能跨过去，没有景深，剧中下雨的效果是用装了黄豆的竹匾来制造的，张孝忠的大头皮鞋是找人借的。
演出开始后，剧场里很快就安静下来，慢慢地有了啜泣声，演出结束时，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可从没有过谢幕的经验，苏乐慈导演赶紧叫演员们去谢幕，有的演员妆卸了一半，便手忙脚乱上去谢幕。
此后，剧场门口开始有人排队买票了，再过了几天票已经买不到了。又过了几天，一些上海专业院团的人来看了。每当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响起，观众便纷纷起立，热烈鼓掌，久久不肯散场。
当年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周玉明同志撰写的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者反响热烈。10月28日该报头版再次报道，大标题是《〈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并破天荒连续三天全文刊载该剧剧本。此后《解放日报》头版也是一条大标题：“《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我心里真是“咯噔”一下。也是在10月28日，这部戏从简陋的小剧场换到上海友谊电影院演出。快开演时我才知道，是市领导陪同胡乔木同志前来看戏。演出结束后，胡乔木同志握着我的手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11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特地从北京赶来上海看戏，接见我们时第一句话就说：文化部邀请你们进京公演！此后几天，《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纷纷发表了关于《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11月7日，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演出。
也是在那些天里，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无数艺术团体前来观摩演出，观众中还包括许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常香玉老师给我写信，要我答应她把《于无声处》改成豫剧，我赶忙答应。
有“两个”《于无声处》
1978年11月13日，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4日中午，北京火车站，首都文艺界二百多位前辈与朋友们夹道欢迎，他们与我们热情地握手拥抱。
到了住处，有人告诉我，我最崇敬的曹禺老师，正在他的寓所里等我。那晚，曹禺老师和我促膝长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曹禺老师详细地询问我的创作经过。我一再说是学习了老师的创作技巧，曹禺老师则一再说：“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剧本来自生活。你这个剧本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敢说话、说真话，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文革’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来的，为什么这些话由你一个工人先说出来了？可见禁区难以打破，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能促成这次与“偶像”的深谈，我一定要感谢一下巴金老师。11月初，进京前，我在一次会上说起：这次要是能够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在场作家协会的彭新琪老师，就把我这个愿望告诉了巴老。两天后，巴老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他替我写给曹禺老师的一封亲笔推荐信！“宗福先同志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部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当我读到这封信时，真的完全傻了。巴老根本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名业余作者……
11月16日，《于无声处》要在北京首演，我们正在剧场走台时，得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当时大家全都跳了起来！这天同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是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长达一万六千字。还是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曹禺老师的评论文章《一声惊雷》。
当天晚上，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举行了首演仪式。演出前，领导同志上台致辞：“在今天，上海《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首演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特大喜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事件！”全场欢腾跳跃，整个剧场就像一个狂欢节！
11月17日，我们剧组全体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朗诵犀利的天安门诗抄……
11月19日，剧组来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现场——京西宾馆演出。那天晚上，200多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于无声处》。
就在几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40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第一个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那是一部普通的、也许好看的话剧。而第二个从戏剧舞台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的成功不属于我们，更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思想解放的1978年，“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造就了这个《于无声处》。
（原题为《那一声惊雷，激荡人心——宗福先回忆《于无声处》创作演出中难忘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