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1927年4月8日，鲁迅应友人邀请，来到黄埔军校（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近千名学生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
“革命需要我，我就去”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乘坐“苏州轮”，于18日午后抵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一时间，广州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
彼时，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熊雄读了报纸以后，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
联想到广州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熊雄不无忧虑地指出，请鲁迅来演讲，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和人身安全？刘弄潮分析说，只要鲁迅同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赞成办黄埔军校，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来演讲，他是不会推辞的。”因刘弄潮1925年春曾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通员，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并有书信往来，所以三人最终决定，由刘弄潮出面邀请鲁迅。
1月25日，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略事寒暄后，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他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当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鲁迅刚到广州，各方势力都在以各种缘由，设法接近并争取、利用鲁迅，如国民党高层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等先后请他赴宴。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一概予以拒绝，因请柬太多，且源源不断，他索性将它们送至传达室，写上“概不赴宴”。
这一阶段，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或参加欢迎会、或应邀作演讲，忙碌不堪，几无闲暇时间。如3月15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住在校内……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而在给李小峰的信中（9月3日）亦曾回忆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
刘弄潮解释说：“黄埔同学，尤其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他告诉鲁迅，这些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政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又年轻又有思想。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4月8日，鲁迅在“湖畔派”诗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中共党员应修人等陪同下，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作了约两个小时、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演讲一开始，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动荡时代，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指‘三一八惨案’）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随后，鲁迅从“革命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两个方面，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分别论述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需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中国目前“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刻，现在到了民众携起手来，为打破一个“旧世界”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了。
鲁迅在此不仅纠正了自己早年片面看重文艺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观，而且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开始强调“武器的批判”作用、“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鲁迅继而又联系社会现实，鞭辟入里地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并进一步阐述道：“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甚至预言，当革命成功之后，文学中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
演讲最后，鲁迅不失幽默地说：“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激奋，掌声经久不息……
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稿，经誊录整理后，发表在当年6月12日出版的军校校刊《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后来又经鲁迅修改，收入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而已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