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市政协2022年度协商计划》安排，8月下旬，市政协十三届三十七次常委会议将围绕“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议题开展协商议政。
由市政协经济和金融委员会牵头的此次常委会筹备工作在今年2月就已启动，通过组织常委和委员实地调研、调研座谈、专家座谈、互联网企业线上座谈、政府部门书面函调等多种形式，并借助“政协直通车”网络平台和“政协通”手机软件等渠道征集常委、委员建言意向。6月中旬起，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开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并邀请部分常委、委员参加课题调研，为形成高质量的常委会议主旨发言和约请发言提供支撑。
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层面部署
“国际消费中心”这个概念，在上海早就深入人心。8月中旬，在市政协常委专题学习会上，主讲人、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朱桦表示，“十二五”期间，上海已经有相关系统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历届市政协，与促进消费、提升内需有关的调研和履职活动也几乎从未间断。
国家层面，“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字样首次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之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都纳入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容。去年7月19日，由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首批培育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但其中诉求有所不同。朱桦回忆，当年上海提出此概念，更多是以城市视角、从上海自身发展历史脉络和国际经验出发，意在助推“五个中心”建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发挥上海在长三角的引领带动作用、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提出的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建设世界级消费城市”等目标也与之匹配。而此轮国家层面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则是“有助于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助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背景变化亦值得重视。虽仅是数年之隔，相较上海提出之时此项任务已更为紧迫，内涵更为宏大：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已经并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扩大内需是势在必行的长期战略选择，上海须有更多担当作为。
更高的视角带来更大的动力。政协委员对此显然有敏锐感知，并通过各种履职形式予以表达：蒋颖、汪胜洋等委员关注消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民建市委等关注消费对城市功能的重塑，翁华建、陈志奇等委员关注国内外消费一体化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黄春华等委员关注以消费促进一体化市场建设和区域发展等，无不是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置于更好落实国家意志的视角思考谋划的体现。常委会上，这些思考将如何推动共识凝聚？值得期待。
从增长到跃迁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有很好的基础条件。2021年，上海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首位，消费品进口额5235.6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与多数公认的国际性消费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在消费品零售规模上已处于领先位置。上海也是国际品牌进入我国内地市场的首选地。根据2016年仲量联行发布的“全球跨境零售商吸引力指数”，上海居于伦敦、香港、巴黎、迪拜、纽约之后位于第六。同一机构发布的“全球跨境奢侈品零售商吸引力指数”，上海排名位于伦敦、香港、巴黎、东京、纽约之后，也是全球第六。
从“中国零售第一城”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似已咫尺之遥。然而实现这一跨越能级的“跃迁”却需要能量的集中注入——“后来者”甚至不得不“居上”，才能获得足够认可。职能部门也在积极寻找“跃迁”的路径。今年3月，在市政协与政府部门的一场沟通会上，市商务委提出三个“要”：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能，要更大力度发挥金融优势，要凝聚各方力量协同推进。而如何达成这三个“要”？市商务委明确表达：希望市政协充分发挥专家学者聚集的优势，提出解题思路。
2021年，上海全年新设市场主体52.7万户，市场主体总量319.5万户，日均新设企业和千人企业数保持全国领先——上海不缺企业家。但翁华建、陈志奇等多位委员认为，上海仍存较多“自缚手脚”之举，使这个群体难以充分施展。这一类意见包括且不限于：充分利用自贸区、进博会优势，改进化妆品等部分领域监管办法，增设免税销售渠道等。
获得跨越式发展，高强度的有效投资必不可少。比如商场物业，是消费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2021年，上海人均零售面积为1.06平方米，仍略低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1.1平方米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大量商场千篇一律，或陷招商乏力、空置等窘境。是仍有增长空间，还是已经饱和？答案显然是时空配置结构失衡。解决之道？曰规划，曰金融，又或双管齐下。以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沈开艳委员和张广生、朱桦等专家自有妙计。
所谓资源难聚，最难莫过于人才。然而谁是适用的人才？瞿秋平等委员描述了一种共性感觉：当前上海商业、餐饮等各种服务业从业者业务水准不如以前。深入了解相关行业，发现经营者普遍感觉上海人力成本偏高，维持不易；从业者则感到上海不少规则过于阳春白雪，导致生活成本难以负担，无法作长久打算。陆铭委员提出：人口流动受限，会制约生产率提高和城市发展；以所谓的“技能高低”筛选“人才”终将缘木求鱼；靠近工作地点的低成本居住场所，既是许多消费相关行业从业者的栖身之所，也是创新创业的孵化器，事关城市活力和竞争力——当然也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关。
先易后难做好示范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间相当紧迫：去年8月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的《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总体方案》中明确“用5-10年时间，培育建设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上海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在“十四五”末率先基本建成，并提出重点做好7个方面的工作：集聚全球消费资源、提质扩容服务消费、引领全球消费潮流、建设全球影响力商圈、营造优质消费环境、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加强区域协同产业联动。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曾有过专题研究，指出与世界知名消费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尚存在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物流、旅游、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集聚和实现消费的设施和配套支撑薄弱，扩大消费在制度环境和政策方面存在突出障碍等问题。同时，该研究所也中肯地指出，“这些问题和障碍的产生，既有国家层面整体存在的体制机制因素，也有上海自身发展水平和打造竞争优势等方面的不足”。
由此可见，这种广度和深度的改革，需要大量职能部门、企业、社会协调合作，系统化推进和努力。而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不会只有一批——目前仅长三角地区明确提出要求试点的就有7座城市。被列入首批培育试点的城市，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后来者“示范”。为尽快形成可用成果，先易后难，用好先发优势，是试点城市现实和理性的选择。
政协议政，讲究“冷思考，热建言”。除了前瞻性思考，对照《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和《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找出条件相对成熟之处，提出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建议，也会是常委会议政重点。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围绕用好财税政策、扩大免税消费、完善城市商圈、优化消费环境、扩大老年消费、扩大文化消费、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新经济、打造沉浸式体验街区、促进体育消费等，常委会和委员们已经准备了不少“马上能做”的具体建议，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