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处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经济崩溃、人心惶惶。不少爱国民主人士既对抗战胜利充满渴望，又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忧虑。
1945年春节后，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刘长胜、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派遣地下党员曹达重返上海，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宣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要点，并动员他们亲赴抗日根据地参观，以扩大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据曹达回忆：“当时，我口头上虽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思想上有怀疑，错误地认为这项工作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态度上表现犹豫。”但很快，在上级领导的教育与鼓励下，曹达意识到统战工作的意义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于是，他根据过去在上海时接触较多的医药界的社会关系，拟出了动员对象的名单，提交党组织审定。
曹达来到上海后，首先去拜访了自己的旧识——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他们曾一起参加过上海药剂生联谊会和职业界救国会等活动。闻余堂在上海西药界颇有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也是非常拥护。当曹达登门动员他去淮南参观时，闻余堂表示赞成，并提出其子闻尧要求参加新四军，希望父子同往。
曹达被闻家父子的爱国热忱所感动。2月底，曹达带了闻余堂父子等人，平安地到达了淮南。到了城工部驻地，张承宗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对闻余堂前来参观和闻尧要求参加革命，表示欢迎。
“谈话后，张承宗安排闻余堂去军卫生部参观，介绍闻尧去军卫生部参加工作。当晚他们住在唐家坊子招待所，第二天早晨，我陪同去军卫生部驻地常庄。”曹达曾回忆说。
闻余堂回到上海后，积极地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由曹达介绍，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闻余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次护送敌占区爱国民主人士赴根据地参观成功后，曹达信心百倍地再次奉命返回上海。第二批去淮南根据地参观的对象，是正威药房药剂师钟信仁、万国药房化学师李尊权和药剂师唐国裕。他们都学有专长，在当时的上海医药界中有一定声望。
曹达首先联系了钟信仁，他们曾一起在党的外围组织益友社工作过。钟信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热心社会工作。但当曹达向他提出去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参观时，他很想去，但又怕在路上出事，有些犹豫，只同意“考虑考虑”。后来，曹达又分别访问了李尊权和唐国裕，他们听说可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参观，非常高兴，一口答应。当曹达再次访问钟信仁时，告诉他另外两位同志已决定去参观，他听后，打破疑虑，爽快地说：“我和他们一起去。”
赴淮南根据地参观的经历，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早先参观的闻余堂，回到上海后又介绍了第三批参观者——中国胶丸厂厂长胡汉民父女3人跟随曹达到根据地参观。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沪上医药专家纷纷前往淮南根据地参观，有的毅然告别大城市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1945年5月，在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沈霁春教授与党组织有所接触后，明确了要投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想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坚定了信念，放弃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毅然携家人投入中共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在曹达的护送下，一家6口辗转来到了淮南新四军卫生部驻地。6月，沈霁春任教于新四军军医大学，成为生理学教授，为新四军卫生医疗事业及军医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